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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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帝王,应该说还真不是特别多。
类似这样的细节故事,令人豁然开朗:事实上,明王朝的帝王们,就是在用这种精神,来治理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它对这个民族心灵的伤害,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而作为理由之一,似乎也可以说:六百年来,对于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时代,应该说是大明王朝,而不是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举凡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制,以八股与经义取士,建立锦衣卫与东厂等特务机关,均可作如是观。
高阳在他的书中,将许多士大夫们不敢言、不忍言、不能言或出于献媚取容之道而深深隐藏进历史迷雾中的细节,一一展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了真实的历史,知道了这些帝王是靠不住的,他们原来根本就没穿衣服。这是我喜欢高阳《明朝的皇帝》一书的第二个理由,大约也是历史细节的力量之所在。
三
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给曹聚仁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中国学问,待从(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鲁迅先生继续说到:诸如唐代如何兴盛,明朝如何佳美之类,都需要剥去其华美的外衣,示人以本来面目,使得青年一代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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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渴望现代化并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人们,如果反而沉浸在以往“天朝”的梦幻之中,以我们的过去曾是如何辉煌灿烂来自娱自乐的话;如果对于我们那悠久的、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的政治文化传统稍有触及,便要斥之为“粗鄙的历史观”的话,那实在有点类似于精神手Yin了。这种情形,似乎只有以鲁迅先生当年谈到的那些津津乐道于美妙的奴才生活者,才能说得通;以天生的贱骨头名之,应是恰如其分。否则,大体上叫人无法理解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那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家霍金曾经说过:人类以往智慧活动的记录,并不是特别光彩的。这句话似乎特别适用于我们的研究与写作。我曾经谈到过北京潘家园旧书摊上甩卖的那些历史著作,我常常想,这是今天出现的情形;不知道在明天的历史里,上述人等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
或者,他们对此已经根本就不在乎了。
史实失真与艺术真实的奇妙体验
——观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
我与《江山风雨情》的创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自然没有义务为一部电视剧说长道短,加上它还没有播完,这个时候出来指手画脚,应该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然而,事情偏偏有令人不吐不快之处。
看《江山风雨情》时,我时常目瞪口呆,原因是这部作品基本上放弃了对于历史事实与细节真实的起码尊重。
比如:历史上,袁崇焕是在公元1630年即崇祯三年八月被杀的,当时崇祯皇帝大约是二十岁上下的样子;电视剧里,崇祯皇帝的皇后则在袁崇焕还活着的时日里,深情款款地对皇帝说:……十八年前,我刚嫁给陛下的时候……按时间推算,皇帝当时应在奶妈怀里吃奶,这位皇后是否已经来到人世也颇成疑问。
再比如:按照历史记载,农民军首领高迎祥应该是李自成的舅舅;电视剧里,李自成对高迎祥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而那位本来应该是舅舅的高迎祥,则语重心长地回应李自成道:兄弟,你要保重。按照我国习俗,舅舅就是舅舅,与大舅哥小舅子之间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还比如:农民军之所以能够从军事死地车厢峡中脱身而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诈降,并以大批金银珠宝贿赂官军首领;导致该首领轻信并心慈手软,结果,最后的收场相当悲惨。整个过程下作且残忍。电视剧则完全相反,彻底颠倒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角色双方的善恶。
比如,除魏忠贤之外,明代并没有其他宦官被称“九千岁”。在明末大太监中,王承恩大体上算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物,并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陪伴崇祯皇帝吊死在今日的景山公园,史籍中很难找到此人弄权作恶的记载;而在电视剧里,这个人物却成了“九千岁”,其弄权的程度直追魏忠贤。若王承恩地下有知,其苦闷当可想见。
再比如,陈圆圆在皇宫中的一切,几乎全无历史记载上的依据。
还比如周延儒之死完全不是那回事,他有更多的取死之道;洪承畴没有那么坏,虽然他最终投降了满清;李自成没有那么好,不管他是否被冠之以“伟大”之类头衔;张献忠没有那么猥琐,而更应该用残暴名之,因为他差一点杀光了四川人;杨嗣昌没有那么磊落,若不是他忌贤妒能,皇朝可能不会那么快垮台;皇太极没有那么仁义,死在他手下的满汉人们何止千万?袁崇焕没有那么深谋远虑,否则他就不会两次越级杀死同僚并导致严重后果……显然,在上述人等的刻画上,创作者并没有脱出传统史学和“高大全”艺术思维那些已经僵死的俗套。在摆脱姚雪垠那些很难说是有益的影响的努力中,则很难说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对李自成与皇太极的表现上。
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种情形,恐怕足以令喜欢在历史真实上较劲的观众痛心疾首,并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将这部电视剧与那些俗滥的“戏说”等量齐观。按照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经典定义,现实主义作品要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之上,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应用这一理论,《江山风雨情》置上述已为史家公认的历史细节真实于不顾,自然难逃讥评与诟病。
然而,让人特别不省心的是,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江山风雨情》却又极为成功地营造出了一个高度真实的晚明帝国图景——
——猥琐阴暗的士大夫,下贱龌龊的帝国官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遍地流民,生气勃勃的满清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电视剧中许多时空倒错、张冠李戴的人物与故事,几乎都能在晚明社会生活中找到影子;加上导演与演员虽有时失之矫揉造作、但大多还算恰如其分的表演与煽情,于是,大明王朝走向末路时的世纪末景象就这样极其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个不算离谱的判断是:那时,本来应该是国家栋梁、民族精英的文武百官士大夫们,其主流群体已经卑贱得远不如稍微好一点的妓女。彼情彼景,在电视剧中有了真正上佳之表现,称得上情何以堪!
对崇祯皇帝性格发展的描述,可能是电视剧最成功的一笔。崇祯皇帝有他特别令人同情的一面。这位皇帝在位十七年,几乎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他的勤于国事、严于律己,在中国历朝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然而,战略头脑与眼光的缺失,刚愎自用、过敏多疑、虚荣残忍、寡谋善变、器小易盈、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综合素质,可能是导致他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在与皇太极、多尔衮、李自成、张献忠、天灾人祸和帝国官场士大夫们极端错综复杂的博弈中,这些带有重大缺陷的综合素质被日益推向极端,而终于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万劫不复。
就这样,太多地方历史细节失真的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经过创作者的艺术提炼与加工后,奇妙地完成了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的尊重与思考。尽管还没有播映完毕,但仅仅到此时,《江山风雨情》对大明帝国晚期历史画面的展现,已经是可圈可点。创作者或许是有意踢开——至少是不囿于历史细节的艺术创作功底,着实令人赞叹。假如这些不能唤起人们对帝国政治传统的永久置疑,那么需要置疑的就只能是观众的智商了。
与表现康熙、雍正、乾隆、慈禧、汉武帝等几部心灵智慧全部猥琐的帝王戏比较起来,《江山风雨情》的创作者们表现出了理性与良知。他们让人知道,除了金钱之外,创作者们还在用头脑与心灵创作,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如果不是更加、至少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使人感受到了艺术创作的魅力,感受到了一种胸襟的雅致与温暖;使我们知道,帝王是靠不住的;从而,不再期待那些“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帝王们“再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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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
——关于《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对谈
李亚平〓刘苏里
《帝国政界往事》的意义在于: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二年后,大陆读书人(而非学者)写出的关于一个朝代的里程碑式作品。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与传统史学写作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写作,其文本之鼻祖乃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二十余年来,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作品,早期有张建伟五卷本的“晚清历史报告”;中间努力的人有吴思、顾宏义等;最近的范本是谭伯牛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和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你的《帝国政界往事》(以下简称《帝国》)应算最新的了吧?
当我这样叙说时,并没有举另一个类型的文本例子,也就是演义型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与传统的史学写作不同,而我更欣赏的是上述类型的历史写作,甚至可以说,只有它们才能被称为历史写作(以区别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式的著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你写作《帝国》过程中,你有无一个较确定的文本样式,如果有,是如何贯彻始终的?
李亚平(以下简称“李”):从文本的角度讨论这本书的写作,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我很乐于承认《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要是没有《万历十五年》的话,你这本书就厉害了。我立即回答:要是有人认为我模仿《万历十五年》很像的话,那是我的光荣。因为对于我来说,黄仁宇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大智慧的人,而不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两脚书橱,更不是骗读者口袋里钞票的文字混混。遗憾的是,这两种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从《帝国》出版后收到的许多来信判断,我相信许多读者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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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万历十五年》是1983年,大学毕业第二年,当时我没读懂,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原因是那时被装了满脑袋教科书里的所谓历史知识。后来,过了许多年,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算把脑袋里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一部分,再装进去有用的东西,这样才算学会了如何像个正常人那样思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读《万历十五年》,才算真的读懂了,感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懂得了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观念的、概念的历史,这样一个连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我想,这必须感谢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至今还浸泡在愚蠢的泥沼垃圾中而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就是吴思,就像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说去“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建议我读四十本的《宋史》和二十八本的《明史》。这哪里是指导,根本就是草菅人命!于是我索性把将近三百本的《二十四史》一口气买齐了,埋头开始读。
读史的过程中发现,当代的传统史学在面对史料时太粗暴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治史方法的问题。如果光是方法问题,事实层面的东西还不至于被泯灭和阉割,还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