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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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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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