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好像在说明这三位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现在都在注视着俄罗斯和人类的未来。
正如孙犁所说,这三位作家好像组成了一个可敬的家庭,但是,“如果认为幼辈对先辈需要的只是言不由衷的赞美,那就错了。托尔斯泰常常指出契诃夫在语言文字上的魅力,也常常指出他个别作品的弱点。契诃夫从这里得到切实的教益,从心里佩服这个老头儿的见解。托尔斯泰对高尔基也是这样……”①
代表团参观了位于莫斯科以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这里是托尔斯泰的庄园,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孙犁在《托尔斯泰》②一文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记下了他参观过的这座庄园的景象和托尔斯泰生活、工作的情景:庄园里树林很密。托翁的居室并不高大。写作室安排在楼下原是堆放杂物的仓房里,窗外环境很安静。他很喜欢这间又低又小的房子,经常坐着一个木箱写作,他小说中那许多富丽堂皇的场面,那反映了俄罗斯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的巨幅画卷,就是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写出来的。房的一角,有一只单身铁床,屋顶上原有几个挂农具的铁环,现在就用来做体操。托翁喜欢运动,卧室里放着哑铃。他也喜欢劳动,在莫斯科住宅的一间小房里,木案上还保存着他做工的斧、锯、钳子和铁钉。
托尔斯泰喜欢和农民谈话,并且喜欢人们争吵,除了写作时间,从不拒绝任何来访者。但他的夫人很不欢迎这些来客,他就在莫斯科的住宅里专辟了一个小门,以便这些乡下人能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学医的小女儿,常为那些贫苦农民治病,托尔斯泰很喜欢她,说:在家里,只有这个女儿真正了解他。
托尔斯泰也喜欢散步,每天下午写作以后就到野外去。有时也打打猎,他的会客室的钢琴下面,就铺着他猎取来的一只大熊的皮,庄园书房的墙壁上,装饰着很多鹿角。
他还喜欢到田间和农民一同劳作,孙犁看到了画家们为他描摹的耕地、割草的各种画像。
孙犁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获得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这种种印象,长久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托尔斯泰……抱着深刻的同情心,体验了农民的生活。
托尔斯泰并不了解革命,他想给农民寻找一个出路,结果找到一条错误的有害的道路。但因为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的笔下出现了俄罗斯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形象,反映了农民长期积累的革命的情绪和他们在革命中间的弱点。
我只是从他生活朴素、爱好劳动、接近劳动人民这些特质来回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生活,和群众生活保持的距离,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品质,可以判断他的收获。……他们参观了托尔斯泰的墓地,除了松柏,墓地没有任何装饰,就像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一个人死后,只需要这样小小的一席之地。孙犁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墓前脱帽致敬。
他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流连忘返。后来,孙犁这样描述着他的感受:“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①
这里说的,可以是托尔斯泰,实际上已不仅限于托尔斯泰。如本书前面所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陶冶。在访苏期间,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果戈理广场,瞻仰了矗立在广场上的果戈理的铜像:这位天才的讽刺作家披着宽大的头巾,俯着身子凝视着土地,使孙犁更加相信他决不是一个孤独冷静的人,而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者。有一次,孙犁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坐在急驰的汽车上,他忽然陷入遐想,眼前出现了果戈理乘坐旧式马车在俄国风雪大道上旅行的情景,同时脑海里跳出了果戈理那火一样的句子:俄国呀!我的俄国呀!我在看你……然而是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这里去的呢?为什么你那忧郁的,不息的,无远弗届,无海弗传的歌声,在我们的耳朵里响个不住的呢?……唉唉,俄国呀!……你要我怎样?……莫非因为你自己是无穷的,就得在这里,在你的怀抱里,也生出无穷的思想吗?空间旷远,可以施展,可以迈步,这里不该生出英雄来吗?
这是用的鲁迅的《死魂灵》的译本,就是他青年时代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那个初版本。包括作者、译者和他在内,这火一样的句子,该燃烧了不同国度的三代人的心灵了。那一次他拿上这本新买的书去黑龙潭看他的教小学的同学,在那四野肃杀的郊外,他被这火一样的句子炙烤着,激动得热血沸腾。多么有意思呀,不则十几年之后,他竟来到了果戈理的祖国,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温习这烫人的诗一样的句子了。
参观马雅可夫斯基故居的时候,孙犁看到,在这位被斯大林誉为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本人自称是“报纸的诗人”)的卧室里,有一张列宁的照片,那是列宁讲演的照片,山鹰般的姿势很富有鼓动性。据说,马雅可夫斯基在这张像前写了名诗《和列宁同志谈话》。以后每逢列宁逝世纪念日,他都要写诗。此外,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地球仪。马雅可夫斯基很想绕地球一周,特别想到中国来,他曾写过:劳动的中国,请把你的友谊给我!他绘制了一个旅行的地图,想到三千个僻运的地方去演说。
孙犁赞赏这位热情洋溢的诗人:“不能忘记,马雅可夫斯基写诗的日子,正是苏联革命后处境困难的时期,国内有饥荒,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很多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混乱。是马雅可夫斯基看到祖国真正新生了,他忠诚勇敢地拥护了这个新制度,并且无比热情地歌颂了带来这个新制度的列宁同志。”①
除了莫斯科,孙犁还随代表团参观了列宁格勒、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接触了很多著名作家,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通过这些活动,他对自青年时代就影响过自己、也影响过中国文学的那许多光辉的名字,了解得更切实了。甚至那些讲解员,也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正在扩充修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里,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那些年老的女馆员,对我们讲解托尔斯泰的时候,好像叙述她们的亲人,又好像对年幼的一辈叙述着老年一辈的光荣。
……②
访问期间,他们自然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那些男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们,更使他久久不能忘记:“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①他尤其不能忘记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度过的那个夜晚,这所孤儿院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实际上是一所修建得很好、室内很温暖的学校,孩子们大都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双亲,他(她)们以极其亲切可爱的态度,欢迎和招待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成年人——在这些人的国家里,也刚刚结束了那旷日持久的战争。孩子们不愿意他们离开,表演了很多节目。代表团成员坐在沙发上,背靠孩子们亲手绣的花靠枕,面前桌子上摆着他(她)们培养的长青树。孩子们坐在中间,唱了一支由托尔斯泰作词的民间曲调的歌(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个曲调),客人们一致赞扬了那个唱高音的女孩子的婉转嘹亮的歌喉。另一个女孩子背诵了长长一段《战争与和平》里的对话,把客人们带入了另一个境界,许多人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情……
()
这是孙犁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在国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却等于又一次生活上的跳跃——那是50年代初期,他刚从乡下“跳”到城市,已经感到有些不很适应,事隔不久,又“跳”到国外了。所以,对这次出国,他事先既无兴趣,事后又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他很佩服同团出访的李季那样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利用蹲马桶的时间就把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这些事全办了。有一天忽然通知都穿西服,而孙犁还不会系领带,早早起来,正在面对镜子为难,李季进来了,他衣冠楚楚地笑着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接着,他像战争年代替一个新兵打被包那样,帮孙犁系好了领带。
孙犁也是在这次出访期间,才和李季相熟起来。李季不只长于诗,也长于组织工作,而且很能体察同伴的个性和心情。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大家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团里,似乎也只有孙犁会唱京戏,每逢有人要他唱,他就会兴奋乃至激动起来。这时,李季又喊:“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事后,这使孙犁很受感动:“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①
处下不卑,登高不晕
孙犁的创作,仍然继续遵循着他的基本上是纪实的、同时也是最富热情和理想的路线。1954年,《文艺学习》编辑部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现把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撮录如下:“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大习惯为了写作,那样随时去‘观察’一个人。我认为那种带有职业性的观察,是很不自然的。”
“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对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我很少记笔记,当记者时有时记一些。那是害怕弄错了时间、地点,或人的姓名。但我认为笔记总是有用的,虽然它并不是创作必不可缺的条件。我认为鲜明的记忆最重要。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