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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嶂之间，十分古雅、壮观。
1944年初春，他们返回学院驻地，当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第五章 千里共婵娟
西去延安有故人
出发了，没有来得及向家里的亲人们道一声别，甚至于也没有来得及写一封信——烽火连天，写了也无法送到，况且还有危险。
春天来了，需要去领单衣，换下棉装，以便长途行军。孙犁去晚了，所有男衣已经发完道德与理性无关，知觉上的快乐与痛苦是衡量善恶的标准。本，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他只好领下来。单衣是用土靛染的，色彩虽不能持久，却非常鲜艳，山地老乡称之为“月白”。色彩还可入乡随俗，那女衣的样式，颇使他这个高身材的男人感到难堪，在宿舍换衣服时，他犹豫了：这穿出去像话吗？
正在无可奈何，两个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女学生进来了：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①这次去延安，结队而行的，是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六七位同事和几十名同学，由总支书记吕梁带队。吕梁沉默寡言，但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孙犁和他在延安分手后，再没有见过他，但一直怀念着他。
当日在枣树林集合出发，队伍里忽然多出一个新媳妇。原来这是数学教员常智的媳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刚从冀中平原赶来。她年轻貌美，又是从敌占区过来，穿着也很鲜艳，她的到来，不免给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添上了各种各样的心事。但大家共同的心情是，都觉得惋惜：住在山区农家的柴草棚子里，炕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留宿这花朵般的女客？恐怕她还没吃晚饭，又没有开水，热情的师生们，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才过了一夜，她就卸去粉妆，也换上新发的土靛染成的粗布衣裳，站在女学生们的队伍里了，只是脸上还带着平原富裕人家的女儿所常有的那种白嫩、丰腴的肤色。她同常智青春作伴思维器官的传统理论。，比翼双飞，该是幸事；但在当时，大家的担心却多于羡慕。
这支穿着鲜艳服装的“土八路”，走在通向革命圣地的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虽然劳苦，却不寂寞，常常可以听到队伍里的歌声。山地群众看惯了穿这种衣服的工作人员，也不觉得奇怪。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最初几天，越走离家越远，孙犁产生了《风云初记》中在抗战学院教书的张教官那样的心情：“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克服这一点，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①家乡终于远远地落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
拉力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思念。说也奇怪，这种情况，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是要本能地摆脱那种拉力或是思乡的痛苦吗？
经过盂县时，正在下乡的田间，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他，为他送行。清晨，山地的草木上还有霜雪；田间显然在那里等了很久的意义，并按日常约定的方式来使用。他们都强调，语言是，浓黑的鬓发上，也染有一点儿白霜。他傍着队伍行进了一段路，说了很简短的话，便和孙犁握手告别。
田间也离得远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在孙犁携带的行李中，还有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田间过去随军工作时，得来的战利品。大衣很考究：皮领，雨布面料，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羊皮上还有敌人的血迹——看着这血迹，他也可能想过这位战友的著名诗篇——《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
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孙犁想到延安天气冷，去找妻子为他缝制的那件狗皮袄，没找到，就把田间的带走了。这也可以说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风尚，同志们的衣物，常常是不分你我的。
在这样的长途跋涉中，他们走几天就休息一天，并由打前站的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有一天，大约是在山西省境内的忻县一带，遭了一次无妄之灾。
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这天中午，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他们进入一家宅院，放下背包，便升火做饭。饭很简单：一锅小米干饭，一锅煮菜汤。人们吃完饭，便围住煮菜汤的锅洗自己的饭碗，然后都到院子里去休息。孙犁有个习惯，逢事不争先，宁肯靠后。等别人洗完了，他才上去洗，这时锅里的水已经很浅、也很脏了。他埋下头去，正在洗碗，忽然“嗡”的一声，锅直飞起来，烟尘立时弥漫全屋。
院子里的人都惊呆了。
孙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搪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师生都围了上来。事后大家告诉他，当时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在清洗时才知道，原来那不是肉，也不是血，不过是一片菜叶和污水，是人们的紧张制造了那可怕的形象。
在洗脸的时候，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起来。他刚受了惊，正没好气，并认定村里有坏人，预先埋了手榴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后果还堪设想吗？
这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几年以后，孙犁却在自己的小说《山地回忆》①中构思出了这样的场面：在一个反“扫荡”的冬天（敌人“扫荡”总是在冬天），他到村边河里洗脸，同在下游洗菜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吵了起来，原因是女孩子嫌弄脏了她的菜。“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狂风吹着他的愤怒，飞向处在下风头的女孩子。女孩子也恼了，利嘴不饶人：“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你怎么骂人？”矛盾显然激化了，这位“八路军”站起来，转过身去。当他看清女孩子穿得很单薄，洗的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他立时心平气和下来，赔礼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女孩子却冷冷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八路军”倒笑了：“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说着，她真地扭着身子往上去了。直到她登上一块尖石头，把菜篮浸在河水里，同时把两手插进袄襟下面取暖的时候，才望着他笑了。
“你真讲卫生呀！”八路军说。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弯了腰。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吵架最终变成了一次恳谈。女孩子指着他的饭缸子说：这东西“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这就不卫生。他说：“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渴水的家伙了……”“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认真地问，因为她家的房屋，被日本兵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他说出了这些话后，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看看他的脚，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原来他没有穿袜子。等他明白过来，叹口气说：“这是没有法子么……从9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10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的声音已经变得很低了。“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说着，端起菜篮走了。
河边上只剩下了“我”所幻化成的八路军：“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上面这段故事，就是那颗手榴弹“炸”出来的。他在河边上遇到的那个妇女实在不可爱，他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①关于这篇小说的下文，还有许多生动的过场和叙述，我们就都按下不表了。
炸也炸完了，吵也吵罢了，孙犁悻悻然回到队上，重新集合出发了。
他又经过了村南那条河。河很美丽：足有二十米宽，水平如镜，晴空的阳光照上去，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大家急速渡河，齐胸深的水从孙犁身上流过，他感到平静、滑腻，还有些暖意（他们从阜平出发，已经走出很远，当时已是仲夏天气了），他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他家乡的滹沱河，性子太暴烈了。
远处传来了枪声。过河以后，他们来不及理好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学生，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孙犁过去招呼了她，还把自己的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好增添她爬山的体力。天黑时他们爬上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暴雨，次日天明，才下得山来，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伴们有了精力，拿他昨天的惊险遭遇开起玩笑，并庆幸他大难不死，且亦不伤，料定他必有“后福”。他好像并无如此雅兴：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会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①
人们常常念起鲁迅先生那两句话：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正因为在上述队伍里默默流动着那旷达而恢弘的情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