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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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那也就是跑的动作了。而那时，他已年近七旬。
且说他在抗战初期的游击生活吧。前面提过，他不是当了一两天的车子队长吗？这个队长，是冀中抗联主任史立德指定的。“他的委任，并非因为我德才资都高人一筹，而是因为我站在这一队人的前头，他临时看见了我。”①是否如此，且不管吧，因为我们还记得，在1938年春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时（吕正操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是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从宣传部长到车子队长，虽不算升迁，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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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他的夜晚骑车技术，实在不很高明，常常摔跤，以致引起后面部属的“抗议”；而他对自己部属的评价，也确实不高，但终归还是谅解了：说实在的，这个抗联属下的自行车中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新参加的青年学生，他们顺应潮流，从娇生惯养的家里出来，原想以后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出来不多两天，就遇到了敌人的大进攻，大扫荡，他们思家心切，方寸已乱。这是我当时对我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基本估计，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或不尊重我的领导。②随后，孙犁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志奉命去深县南部一带工作。一天清早，他们离开了大队。战争的气氛笼罩着初冬的田野，四周寂无一人，恐怖而荒凉。他们一面骑车前进，一面注意着有没有敌情。他们都是安平县人，路过县境时谁也没有想到回家看看。天快黑时进入深县境内，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大陈村老陈的二弟陈国栋家里吃饭住宿。孙犁见过这个在村里教武术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斗殴，但在大节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他们进入大陈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村子很大，却遇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大梢门前面，他们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几个人上了房：
“什么人？”房上的人问，同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我们找陈国栋。我是他的大哥。”
房上的人嘀咕了几句，回答：“没有！”
紧接着就是一枪——幸好是朝天打的。
孙犁和老陈踉跄登上车子，弯腰逃去，听到房上说：“送送他们！”
随着一阵排枪，子弹从他们头顶上方“丝丝”飞过。他们一口气骑到村南野外大道上，两旁都是荆子地，孙犁倒在里面了。
抗战胜利后，孙犁见到陈国栋，问他：“那次在大陈村，你在房上吗？”
“在！”斩钉截铁般地回答。
“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黑灯瞎火，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哥哥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
“兵慌马乱，听不出来。”
“唉！”孙犁苦笑了一下，“你和我们演了一出古城会！”抗战爆发后，这是他遇到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阜平纪事
“古城会”以后，他们连夜往深南赶，天亮时在一个村庄前面遇到了八路军哨兵，找到了他们所要去的一分区，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深县县长。县长交给他们一台收音机，叫他们每天收听和油印一些新闻。从此，他们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在老乡的土炕上工作。有时抄完新闻，老陈睡下，孙犁喜欢调低声音，收听一段京戏。这时老陈总要劝诫他“节用电池”。其实，那时我方还没有电台，收听到的国民党电台播出的消息，参考价值不大。孙犁明白，上级交给的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他们负责保管，不一定为了收、编新闻。
在深南隐蔽了一段时间，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善閛纪年〉摘抄》里过这样一段话：“曾冒险回家，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到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①总之，冀中区的形势变得严酷起来了，1939年春天，他和老陈奉命越过平汉路，到路西的山地去工作。
此举是王林来深县传达的黄敬的命令。去路西之前，除开了组织介绍信，王林又以某地委书记的名义，给黄敬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孙犁在冀中区工作的情况，言词间颇带赞扬、推重之意。孙犁那时还没入党，迂挚地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做私人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②在路上，他把信扔了。
夜晚过路时，遇上了大雨，雨中爬了一夜的山。妻子亲手缝制的平原人家的布鞋底，穿了两个大洞。过路后，见到育德中学的同学刘炳彦，他比孙犁低一个年级，原来也是文学爱好者，战争改变了他的道路，他拿起枪来，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团长。现在，他送了孙犁一支银白色的手枪。
到了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的阜平，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仁，骑马来到他们的驻地。经过分别谈话，老陈很快有了工作，而他却住在招待所，迟迟不得分配。他每天爬上山头，东迎朝霞，西送落日，很有些惆怅之感。后来黄敬从冀中区来到路西，刘仁问明情况，才分他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从此，他明白了介绍信的重要性，“参加革命工作，并非像小说上说的，一进来，就大碗酒、大块肉，论套穿衣服，论秤分金银，还有组织审查这一道手续。”③孙犁看到，党的领导部门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抗战开始不久，各根据地就办起报纸，成立了通讯社。晋察冀通讯社是1938年冬季成立的，各分区成立了分社，各县、区宣传部门，设有通讯干事。
晋察冀通讯社驻阜平城南庄，主任刘平，身材不高，好抽烟斗，温文尔雅，能写当时胡风体的文艺论文，据说刚从北平出狱不久。孙犁分在通讯指导科，科长姓罗，宁波人，学生出身，后从抗大毕业，孙犁对他的印象，却极其不佳：此人带有很大的洋场恶少成分，为人专横跋扈，记得一些革命和文艺的时髦名词，好给人戴大帽子。
记得在边区记者协会成立时，我忘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说是周作人的理论。这种形左实右的人，在那时还真遇到不少，因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
……他平时对我还算客气，这一是因为我年事较长，不与人争；二是因为我到社不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得到铅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却写上集体创作，他以为我还算虚心，有可取之处。那时，因为伙食油水少，这位科长尤其嘴馋，我们在业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芦苇深处，掏些小沙鱼，回来用茶缸煮煮吃……每次掏鱼，他都是站在干岸上，很少下水，而且不断指少划脚，嘴里不三不四，使人生厌，兴趣索然。①
孙犁和他同睡老乡家一条乌黑发亮的土炕，不但没有枕、褥，连一张炕席也没有。孙犁常失眠，有时半夜趁着月光，看见他也睁大两眼，想着心事。原来他正在和社里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偷谈恋爱。后来他们终于结婚，一同调去平北游击区工作。在一个星期六，他骑马去接妻子，路上与敌遭遇，中弹牺牲。听到他的死讯，孙犁深为惋惜。
孙犁在通讯指导科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通讯员写信、联系，写信多时可达七、八十封。他并且很快编写出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即上面讲到的那本署名“集体创作”的书。可惜后来此书失存。
孙犁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年代，“我们培养出大最的优秀的通讯员和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他说：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
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①
孙犁也当过记者，但是，却不很成功。
在分到晋察冀通讯社的这年冬季，他到雁北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时机关已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一个处于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他从这里动身，同行者还有董、夏两位。夏似乎是党员，社长虽未说明由他负责，孙犁揣情度势，认为他在三人之中更被信任。雁门关以北统称雁北地区，那里冰天雪地，春风不度，大雁也不往那儿飞。出发时，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短小而不可体的中式土布棉装，特别是孙犁，因为个子高，穿上这套棉袄裤，手腕和脚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着。另有一顶毡帽，形似未充气的皮球，剪开一半，翻过来却可以护耳。此外，腰间缠上一根布带，——这样一来，上装更有捉襟见肘之虞，但可以更有效地抵御雁北的风寒。何况，和当地农民比较，这已经是很优越的装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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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雁北的路很难走，他们又多走僻路，爬山涉水不用说，有时还要从只有走兽才能攀援、穿过的山峰中，相互提拉而过。这样走了几天，终于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行署所辖范围，主要是应县、繁峙一带。行署主任王斐然，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到育德任职的，那时他整天穿一件不很干净的蓝布长衫，行路、举止显得蹒跚而潦倒。现在可是意气风发、一改旧观了。
这时王震的部队正在雁北活动，他和老茧做了一些日子的随军记者。孙犁跟随一个团活动，团政治部主任，每餐都把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孙犁。那些年，他经常遇到这样年轻好客的指挥员。一次部队集合，山下朔风呼啸，老董把自己穿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让孙犁穿上，这件事也使他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敌人很重视雁北，屡次“扫荡”。当敌人故伎重演时，孙犁回到行署，他有些依赖思想，就跟着行署主任转移。一天来到某村，正要吃炖羊肉，还没烧熟，已从窗口里看见山头上下来日本兵。他们放下碗筷，往后山疾跑，下山后就是一条结了薄冰的河，王斐然穿着羊皮袍子，他穿着棉裤，硬郯过去。
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冰，盔甲似的哗哗响着，行走十分不便。
他发起高烧，王斐然找来担架。夜晚，爬上一处高山，将他放在一家无人住的农舍外屋。高烧中，他断续听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谈话声音。书记要求高度疏散，问主任还带着什么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