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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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剧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①
这就是他所记录的北平地台戏的全过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采风”。他认为，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众，对话剧运动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件工作。
在这则简短的“记事”里，孙犁并没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来，左翼作家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时已经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住。但每天仍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读书环境（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
在外面读报养成了习惯，他很想订份报纸看。这在那时，几乎是一场幻想。东辽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后，虽然有小学，但从来没想到要订报，村公所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孙犁要订报，这在那时一般人看起来，是够气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订的还不是一份小报，是堂而皇之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①《大公报》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它的副刊办得相当活泼，特别是自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孙犁就是其中之一。《大公报》副刊还很注意培养青年作者，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的文章，最初就是在该刊发表的，后来，它获得《大公报》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散文奖（另有戏剧奖和小说奖，分别由曹禺的《日出》和芦焚的《谷》获得），这件事，孙犁还在纪念何其芳的文章里提过。如上所说，他自己也曾多次向《大公报》的副刊投稿。总之，这份报纸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甚至还在中学时，老师就常选它的社论，做课文讲授。上面登的长江的通讯，赵望云的风俗画，他也很喜欢，更不用说由沈从文、萧乾等主编的《文艺副刊》了。
正因为这样，在保定和北平时，他一直都看《大公报》。那时北方也有别的报纸，如《益世报》、《庸报》这些由教会和失意政客办的报纸，他是不屑一顾的。
孙犁想订《大公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想在失业之时，继续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去，又看不到报，岂不苦恼？终于，他把这个想法和妻子说了：“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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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显然，这“三块钱”超过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时无话可说，不由得“啊”了一声，用这个虚词表示了自己特大的惊讶。孙犁可还是平静地问：“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本来还想跃跃欲试的妻子，这回转移目标了：“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孙犁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明白：妻子还是怜惜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①
想到这里，他觉得在妻子面前碰的这个软钉子是值得的。他不能再“敲”妻子的钱了，就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也觉得这三块钱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沉吟了一下，问他能否订份《小实报》。孙犁对各种书籍、报刊的欣赏起点很高，向来取法乎上；《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低级小报，属于他不屑一顾之列。看见父亲犹豫，他没有再说话，就退出来了。
看着儿子郁郁寡欢的形容，父亲有些心疼。到了晚上，终于对他说：
“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二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就这样，孙犁把三块钱汇到天津去，同时寄去两篇稿子。过了不久，邮差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进了孙家的堆满柴草农具的小泥院。当他把报纸交到孙犁手里时，他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青年。
从此，孙犁常常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从社论、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直至商情、广告、寻人启事……他都一字不漏地读过。最后，他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回屋里。
妻子因为没有拿钱给孙犁订报，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上的事，她虽然不闻不问，但终于看出丈夫一点儿心事。年轻夫妻，免不了要逗着玩，有一次，她略带戏谑地问：“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
孙犁其实知道，她从心里断定不会有。她还不识几个字，对于文章方面的事也不了解什么，她不是凭学问做出判断，而是凭感觉做出判断的。
她的判断相当准确，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孙犁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也许这时他才明白，这一个月他不是靠运气翻阅报纸，而是靠希望翻阅报纸的。
不过，他仍然很有收获：除了增长见识，他们的“爱的巢”得到了改善。那年夏天雨水大，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去买旧报纸，来重新装饰他们遭到同样命运的屋子。那时集市上的旧报很多，由于日本侵略的关系，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文旧报，都倾销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妻子在这件事上很精明：她和丈夫商议，是不是就用他那些报，也把屋子糊一下。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孙犁同意了，于是：
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①孙犁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中自学成材、并有几分农村流浪艺人气质的变吉，也有这样新奇的举动，我们抄在这里，供读者比较、参证：结婚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坑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①我们觉得，上文中最后多出来的这个动作，如果放在孙犁身上，那也是很合适的。他曾告诉笔者，他这个人“有点吝啬……什么东西也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②，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如果有一天他再写小说，这些习惯或动作又出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再赴北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父亲又托人为他在北平找到了一个工作：去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每月十八元薪金。这样，他就再度到了北平。
这座小学在东单牌楼所在的地段，是当时北平不多的几所实验小学之一。校长姓刘，刚好是孙犁念高小时的安国小学校长的弟弟。但此人深目鹰鼻，看上去不如哥哥善良。当时北平的小学，多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这位校长自然也是北平师范毕业。他在北伐时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所小学时，据说也演了一出全武行：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登上六年级教室的屋顶，做为制高点，一顿砖瓦，把据守学校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轰了出去，这所学校就宣告“解放”了。帮他攻克的同乡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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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除每月拿六十元薪金外，修缮费、文具费等项下可以虚报冒领，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卖课本等等，还可从中渔利。因此，他能带家属，早晨起来，用开水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厚呢大氅。这一切，拿当时北平市民的眼光看，他的确过得既舒服、又体面的。
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职业还不如回家种地，就辞了职。孙犁补的，就是这个空缺。
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一行，尤其不能及格。他的工作是，每月向社会局（那时没有教育局）填几份表报。因为上面贴的，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他得花上几天时间，把它弄个支付相当。好在除去这些，也没有多少事干。校长看他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