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火之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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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态坦然，不过目光呆滞，仿佛没有生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跟铁木尔谈谈，我听一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铁木尔亲属的彩色照片，摊开放在铁木尔面前，旁边再放上一页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纸。

“怎么样，铁木尔，咱们就这么一直不开口不成？”律师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块挡箭牌，他的话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认装炸药的背囊是你带上汽车的，你本来不打算把它留在车上，但匆忙之间忘了拿走。这是又蠢又笨的谎话，娃娃。我们已经得知，除你以外，参与恐怖活动的还有几个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们却逍遥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谈情说爱，你认为这样公正吗？”

古罗夫往桌上摆照片时，铁木尔对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边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师讲话，仔细看着一张张照片，把它们推开又重新拿在手上，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的俄罗斯人，又把那张印着字的纸凑近一点，只见上面写道：

“铁木尔，注意报纸上的日期。你的亲属的照片是两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你的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绝对安全，谁也抓不到他们。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是你母亲生的，父亲和祖父把你抚养成人，你身上流着祖先的血，你没有权利把它抛洒在监狱的院子里。把纸翻过来，简单写一写事情的经过。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罗夫看见小伙子把这段话读了两遍，便掏出钢笔放在他面前。

“铁木尔，是谁给了你爆炸物，是谁教会你使用它的？”律师继续单调地重复道。

铁木尔慢慢写着。古罗夫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即走到门口，在小孔前面挥了挥手。门没有打开，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们谈完了吗？”

“没有，我想要个烟灰缸。”

“通风机没开，不能抽烟。”

“噢，对不起，也免得你费心了，”古罗夫答道。他看见铁木尔已经写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照片和那张纸放进口袋，说道：

“说不定我碰巧会见到你的哪个亲属，有什么话转告吗？”

铁木尔把头扭到一边，闷声说道：

“感谢真主！”

“是该感谢，”古罗夫点点头说：“也许再补上一句，说你热爱让你生到这世上来的父母、把你扶上马背的爷爷，还有你亲手带大、又教他们懂事的两个妹妹？对他们说，真主伟大，但真主告诫每个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争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车臣人，您是俄罗斯人。”铁木尔答道。

“是俄罗斯人，”古罗夫说，“而且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坐上“雷诺”牌汽车，驶过两个街区，把车弯进一个胡同。密探把车停住，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铁木尔交回的那张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违反了现行的一切法律，”律师喃喃说着，试图打开古罗夫捏在手上的那张纸。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违反一切法律我可没有那能耐，法律太多，生命太短啊。”

他没有打开纸条，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把车窗稍稍放下一点，这才把纸条摊开，看了一遍，随即递给律师。

“我当时一无所知。”律师没有克制力，念出声来。“有人给了我背包，说里面装的是跟异教徒作斗争用的资金，让我上公共汽车，叫我在起义广场下车，把背包留在后座底下，说是有人会拿的。谁来拿，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个俄罗斯人。这人年纪不老，中等个儿，头剃得光光的，一只手上刺着一只锚。我被捕后的第一天，囚室里有个俄罗斯人，样子像个流浪汉，对我低声说：要是我信口开河，就把我全家杀光。他说出了我的父母、爷爷和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流浪汉很快就被带走了，我再没见过他。”

“这么说，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律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种材料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帮助。一切都已取证了，定案了，谁也不会承认这样的纸条是新发现的情节。”

古罗夫从律师手里拿过纸条，装进口袋。

“走着瞧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他开动汽车，看了看后视镜，笑了一笑。“我马上送您回家，目前不再跟您见面，多长时间不知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律师突然活跃起来，“他们把冰箱从客厅搬到了厨房里。”

“那我恭喜您了，您看见了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可您偏偏不相信有鬼神。”

玛丽亚打电话回来说，拍片子的事拖延下来——老板破了产，制片人正在筹款，只剩下两个拍摄日，剧组的人到齐了，但工作陷于停顿。

“到了这种地步，”女演员说，“就开始怀念昔日的萧条时代了。”

“什么都别管，回来得了，”古罗夫气恼地说，“我在拼命挣钱，不久就可以乘飞机去加那利①度假了。”

①加那利群岛属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中，靠近非洲摩洛哥西海岸，是人们冬季旅游疗养常去的地方。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就是没学会扔下朋友们不管。进房间的镜头我已经拍了，但出房间的还没拍。我甩手就走，难道叫他们再去找个演员，把整场戏重拍一遍不成？”

“噢，那当然不成，”古罗夫稍稍消了一点气。“去加那利群岛的事我也性急了一点。我这里的工作才刚开头。”

“忍着点儿，干下去，加那利的事等等再说。”玛丽亚讲话时竭力打起精神，但古罗夫感到她的情绪很沮丧。

“谢谢你打来电话。吻你。”玛丽亚在电话里也回了一吻。古罗夫放下听筒，从卧室来到客厅，那里聚集着侦缉小组全体成员。

聂斯捷伦科、柯托夫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坐在长沙发上喝茶。斯坦尼斯拉夫模仿古罗夫的神态，一边在地毯上踱步，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看在场的几个人。一见主人出来，克里亚奇科赶紧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使不完的精力，我真羡慕你，”古罗夫说。“你怎么不知疲倦呢，斯坦尼斯拉夫？”

“我这人有耐力。”斯坦尼斯拉夫低下头来。

“大家有什么想法？”古罗夫指着放在桌上、写着铁木尔供词的那张纸问道。

“像是真的。”格里戈利·柯托夫说。

“怎么把它带出来的？”聂斯捷伦科问道。“犯人跟监狱外面通信是要检查的。”

“我口袋里另有一份事先写好的，”古罗夫答道。“要是有人问，我就拿出来。可是我去探监有典狱长指示，因此值班军官决定对我不过问。华连廷，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而不是问题。”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先把所做的工作汇报一下，”聂斯捷伦科答道。“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可是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格里戈利，你愿意谈谈吗？”他看了柯托夫一眼。

柯托夫否定地摇摇头，于是退休上校继续说：

“我们同四个证人见了面。第五个晚一点再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西亚诺夫，二十八岁，个体商贩，往波兰跑生意，单身，生活小康。他在白俄罗斯站上了公共汽车，过了两站下车，他看见铁木尔上车，也是在白俄罗斯站，手里拿着一个小背囊。卡西亚诺夫有一辆五座‘日古力’汽车，案发的当天车子在汽车维修站，准备进行技术检查。我们核对过了，他说的都对，维修站的人对卡西亚诺夫很熟悉，他能按时付款，但为人吝啬，不喝酒。我认为他未必会跟特工部门的人合作。”

“谢谢，”古罗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见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强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允许我到最后再说几句。”

“好的。华连廷，你接着说，”古罗夫在长毛绒包面的单人沙发扶手上坐下来。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汽车后座上，这时铁木尔上了车，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以前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当司机，为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售货亭服务，我推测他的主要职业是当警卫。他体格强壮，在阿富汗打过仗，受伤后退伍。很顾家，能喝点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欢‘黑小子’。在科诺瓦洛夫看来，阿富汗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货色。这人挺稳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谈，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仅限于此。有一辆‘日古力’3型汽车，但用车的多数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诺的公共墓地工作，我们没上那儿去。科诺瓦洛夫跟特工部门的联系我实际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侦查情报，工作，家庭，人情关系，我认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个情妇，是售货亭的一个姑娘，他们就在那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点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朋友一眼。聂斯捷伦科不耐烦地挥挥手。

“最好把你那长鼻子擦干净。我啥也没忘，让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脸，我只好自己汇报。寄生虫！”

“你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过头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对，科诺瓦洛大的供词里有一处重大矛盾。”

“两处。”柯托夫纠正他，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都不是小孩，都当侦查员了，还像孩子一样吵嘴，”古罗夫笑了一笑，“你们白天没吵够么？”

“把我的思路打乱了，这丑八怪，”聂斯捷伦科嘟囔道。“好吧，当铁木尔上车时，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诺瓦洛夫身旁放着一个大背囊。于是证人把它拿开，给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这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