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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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空空荡荡。确切地说，不是空荡，而是没有任何妨碍我微笑的奇思异想（微笑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状态）。事实如下：那天晚上，我那位发现宇宙有限之说的邻居和我，以及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被带走了。我们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讲演厅（讲演厅的号码是l12，不知怎么我觉得挺熟悉）。我们被捆在手术台上，接受了伟大的手术。

第二次，我，Д…503，谒见了大恩主，并对他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幸福的敌人的一切。怎么以前我会感到难以理解呢？真莫名其妙。唯一能解释的是，因为过去我有病（有灵魂）。同天晚上，我和大恩主他大人同桌而坐。这是我初次坐在气钟罩室内。押上来一个女人。她应该当着我的面招供。但这女人坚决不开口，只是微笑着。我发现这女人的牙齿雪白坚利，非常漂亮。

后来，把她押到气钟罩下。她脸雪白，而眼睛黑幽幽，大大的，十分美丽。当开始从气钟罩里抽出空气时，她的头向后仰去，微微闭上了眼睛，紧紧咬着嘴唇——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她望着我，双手紧紧抓佐了刑椅的扶手，她望着我直到眼睛完全合上。

于是把她拖出来。电极很快使她苏醒过来。然后又送进气钟罩。

这样反复了二次，但是她始终不吐一词。和这个女人一起押来的人比她老实些。许多人只受了一次刑，就开始招供了。明天他们全都要送上大恩主的机器，处以极刑。

已经不能再拖延：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

但是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

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

因为理性必胜。

奥威尔评《我们》

评叶·扎米亚京的《我们》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其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十月革命前，也在其后出版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Autres》），我终于借到了一本。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于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察——称为“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他经常因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如此重复了三遍，可她没招一个字。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进许多的型号，能使受害者完全液化，瞬间将他化为一缕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处决是以人为祭，而描写处决的那一幕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是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

不难看出，这本书为何被禁止出版。下面D…503和I…330之间进行的对话（我做了少许删节）完全足以使审查员行使大权：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段落。然而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裁，而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他别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过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我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从《我们》看来，他显然强烈倾向于尚古主义。他1906年坐过沙皇政府的牢，1922年又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上，他有理由讨厌他在其中生活过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书并非单纯为发泄不满。实际上，它是对“机器”进行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此书倘在英国出版，应该留意找来一读。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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