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5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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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自称随军开饭店,着军服,其夫因俘毙命。
“每年快过感恩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一个感恩日,那是我的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在国外度过的感恩日,也是一个悲痛万分的夜晚。”
一个名叫近滕富士之的女人,许多许多年后,在东京艺羽书屋出版的《不堪之回首》一书中讲了一个过年的故事。从“作者简介”和她讲的故事来看,她就是那个“战俘”。只是她并未“随军开饭店”,并且按“作者简介”中记载她生于1920年计算,那年她不是30岁,而是19岁。关茂盛他他的部下再没见过东洋女人,也不致于相差如此之远,谁不知是否其中另有原因。而她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故乡,快到感恩日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尤其是小的时候,母亲就在房外的廊下摆上小桌子。我十分喜欢母亲摆在桌上的那只花瓶,为了这个节日,大人们都会很忙很满,而我们则会在一边开心的帮忙
但是在那个感恩日之夜,我一整夜都跪在地上,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面朝东方。因为那几天总是阴天,我辨认不清方向,但听说中国的房子也像日本,窗户朝南的比较多,不管怎样,我的心是朝家乡方向的。
小时候过感恩日,桌子上除了我喜欢的花瓶,就是弟弟喜欢的各色食物了。这都是些在秋天收获的果实,苹果、柿子、栗子,还要摆一些面团子。雪白的面团子要用红绿色点几个点。弟弟像只馋嘴的小猫,总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吃盘子里的东西。父亲装作看不见,等他刚拿起一个金黄的柿子,就一下抓住他的手,惹得全家大笑。母亲就从屋里拿些东西对弟弟说,吃这些吧
但是那个感恩日之夜,我却是在悔恨、自责与痛苦的泪水中度过的。深夜的时候我想,这时他的灵魂该回到广岛家中了吧。
我的丈夫近藤三郎,是在昭和十二年秋天来华的,也就是发生了中国事变的1937年。他的部队番号是第6师团45联队。三郎体格强壮、一表人才,被分配去当了机枪手。那时候的人都知道,出国作战的人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町中就发生了一个姓秋田的,让儿子用斧头砍掉右手食指逃避打仗的事情。那年夏天,在三郎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应该同三郎结婚,这样他就会安心地为天皇出征,万一到了生死关头,他也会少一些牵挂地从容赴死。
我的父亲当时是裴中町的町长,有很高的威望,我是他惟一的女儿。三郎的家庭是相传了四代的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本町中学的校长。
在三郎穿上威武的军服第二天,两家人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广岛县的知事和军队方面的长官都来祝贺,还有一位记者来访问了两位父亲和我们。
几天后三郎就到了军营中参加训练。临走前的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我把一针一线给他绣的吉祥符戴在他胸前说:‘请你为了天皇和近藤家族的荣誉,勇敢地作战吧,拜托了’
刚刚进入秋天,他就走了。临走之前不让回家,我是在送行的人海中看见他的。当时我挤在前边,离他只有10米远,我在潮水般的欢呼叫喊中叫他的名字,他仿佛听见了。头稍朝旁边歪了一下。但没有看见我,就向前走过去了。我的泪忍不住流,流了很多个夜晚。
但是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那次我为什么非要去中国呢?
那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夏天,政府要组织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慰问团去中国。我疯了一样到处求人帮忙,一定要参加慰问团去中国。我的父亲和三郎的父亲起初不同意,但后来竟是京都的人同意了,因为我是町长的女儿,与三郎结婚的消息上过报纸。
慰问团乘船渡海,先去了南京,分为两路,我在南路,乘火车到了武汉。我们在一些部队召开恳谈会、报告会,发慰问品,还参加了南昌方面作战有功人员的授奖仪式。一位将军说,即将在湖南进行一次有限的作战。在参战部队中听到第6师团,我的心一阵急促的跳动。
于是我请求代表家人去第6师团慰问将士,几天后武汉方面同意了我的要求,但要求我一周内返回,因为作战已开始了几天,6师团担负艰巨的任务。
“我搭乘司令部的汽车到咸宁,又换乘6师团的汽车来到45联队。下车前就听见远处传来时缓时急的炮声,沉闷的声音像春天的雷。
“45联队的联队长是我的家乡人谷口君,故乡人见面自然十分亲切。我将要见三郎的愿望告诉他后,他说三郎所在的中队配备给辎重部队运送给养,不在驻地。但他同意我在其他几个大队进行慰问活动后去见我的丈夫,毕竟是千里寻夫,也许应该说是万里寻夫。清水君笑着对我说:‘真像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高兴,两天中走了三个大队。同将士们见面,说些鼓励的话,介绍一些家乡支援前线的事情。士兵们向我报以欢呼和热泪,许多人托我带信给家中。我想赶快结束我的工作,好去与丈夫见面。
在这时,45联队接到任务。谷口联队长接到了要我回去的电话。我说一定要同丈夫见面,从工作上说,其他大队都去过了,如果不去三郎的大队,那里的官兵们该多么失望
也许是后一条理由起了作用,谷口君打电话给上级,说了半天,放下电话时笑着说:‘你这个任性的娇小姐呀’
在我的那间房子里,在感恩日的那个夜晚,我不敢去想,却又不由自主地一遍一遍回想那可怕的一幕。
赶到三郎驻地的那天是11月28日,我想好了临睡觉之前要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见面时,三郎已经知道我要来,在其他人面前,他不好显得太高兴,但我能看得出他是多么盼望着我哪怕是早一分钟到来。他似乎没有我想像中那样又瘦又黑、一身疲倦,而是好像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嘴角的胡须变得硬了,更像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三郎的小队长是三原人,尽管战斗的非常激烈,但他依旧安排放了三郎两天假,但由于战争实在太激烈了,暂时没有了驻地,所以无法留下来。于是我就穿上一身军服,把长头发挽进钢盔中,和他一起乘上了做收容的空车,跟在运输队后面。
车一开动,我俩的手就紧握在一起。司机笑眯眯的,故意将脖子往前伸,不看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郎伸出胳膊,将我揽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急跳。
车队向南走,道路都被破坏了,汽车在坦克压出的辙印和临时平整的路上摇摇晃晃,颠颠簸簸。不时听到枪声,我向车窗外看,三郎轻松地说:‘没有事的,离得还远呢。’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乘坐的收容车坏在路上,需要更换一个什么部件,司机拿出一堆工具,打开车头的盖子修了起来,前面的车越来越远,这辆车只剩我们夫妻、司机和车厢板上两个士兵。
在听不到前面汽车的马达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时,我心里害怕起来,紧紧地抓住三郎的胳膊,出国后第一次感觉这片土地的陌生。这山、这水、这树,全都那么陌生。三郎安慰我说:‘别害怕,我刚来时也有这个感觉。’这时我真想把三郎带回日本去,永远不再来。这里不是日本人的家。
到后来,就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我听到了枪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朝这辆汽车打。三郎让我趴在司机室里千万不要动,他拿着枪跳下车去。我喊了声:‘当心呵’他没有回答。
我心里害怕极了,全身在抖,听见三郎和车厢上的士兵放枪,还听见三郎叫喊‘树后面树后面’我不敢抬头看,事后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原来是这么懦弱无力。司机室被子弹打出很响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喊:‘我中弹了’不是三郎。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我像在梦里,轻飘飘地走下车来。四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目光中只有仇恨,许多枪对着我,不说话。
我在汽车后轮旁找到三郎,他倒卧在地上,肋部、后背都在流血,一动也不动。
我跪在地上,将枪从他手中拿开。我痛恨所有的枪,永远。我抱他转身面向我,擦去他脸上沾的泥土。他的眼睛没有闭紧,像有时睡觉时一样。那一瞬,我的脑子有些麻木,想哭却没有泪。我摘下钢盔,让长发垂在胸前。我让他最后看一眼他的妻子,他从很远的家乡来看她的妻子。我将嘴附在他耳边,轻轻地对他说:‘三郎,咱们回家。’”
回家了,她的丈夫回家了,而她却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
战争,总是那么的使人厌恶,总是不断夺取着一条条的生命。
当近滕富士之在沉痛哀悼自己丈夫的时候,她是否想过那些同样失去了家人的中国人呢?
忏悔吧,日本人
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身着一袭黑色绸质长衫走在前面,引客人们谈笑着步入餐厅。
这是蒋介石的家宴,除少数几位军政要员,多是自家眷属。客人和亲眷们都看到蒋介石今晚心情愉快,他笑容满面地说着一些轻松的话题,话也显得很多。
1939年11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经历了战争初期巨大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政府和军队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这场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各项工作开始走上轨道。并且,冬季反攻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中外记者报告国情时公布的数字,中国被侵华日军占领的区域为12个省市内的521个县。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8月30日,宣誓就职仅8个月的日本平沼内阁宣布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的前任近卫文也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工作,主要是中日战争的既定目标未能兑现其向国会夸下的海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恶化而不得不提出总辞职。
前几天,在王生向蒋介石汇报日本最近政局时,蒋介石在听完汇报后说道:“近卫说3个月灭亡中国,3个月不行,3年也不行,不知30年、300年行不行。平沼拿不出办法,8个月就下台了,阿部有没有好办法?他当首相能当多久?”
果然,平沼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只4个半月便也以内阁总辞职灰溜溜下台了事。
今晚的餐桌上多是蒋介石爱吃的家乡菜和川菜。蒋介石不喝酒,只是为了招呼客人而象征性地端端杯子。席间大家事前约好似的谁也不谈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闲侃,避免一不小心将话题引到重大的和使人不愉快的内容上来。
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世界形势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已经有国外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令人听起来既新鲜又恐怖又兴奋的名词。中国外交工作在近一时期十分活跃。
4月,驻美大使王正廷代表中国与美国银行洽妥借款。5月,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的茶叶、羊毛、生皮等货物。一个月后,第一批包括火炮、重机枪在内的轻重火器便由新疆和蒙古的秘密运输通道入境,运抵中央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8月,顾维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