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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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拖累自己弟兄，该死就死，这，就是这群忠诚无畏的中国军人的信条！
“兄弟。。。。。。。。”马德弼拿出了一本笔记本：“叫什么名字，哪人？”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尽自己一切可能，记下每个阵亡弟兄的名字，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要让这些曾经为了国家民族奋战到底的英雄名字，永垂史册！
“李纸安，贵州茅台人。”李纸安说着，忽然裂嘴笑了一下：“长官，你喝过我们那的酒没有？香着呢，有机会去我们那，一定要尝尝！”
“下辈子！”马德弼拉开了嗓子说道：“下辈子，我一定要尝尝你亲自为我酿的酒！”
“恩！”李纸安用力点了点头，然后一拉导火索：“小鬼子，爷爷来了！”
“兄弟，走好！”马德弼声音哽咽，然后拿起枪，发狂似的把枪中的子弹扫了出去，又大声嚎道：
“兄弟，走好！”
那一声震彻天地的爆炸，带着的，是中国军人的决心：
死战到底，永不后退！
在这里，在整个南京，他们早就已经成为了一支孤军，但他们却没有选择退缩，没有畏惧害怕，在他们的心中，血洒南京，将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他们中有的人是幸运的，比如李纸安，好歹还能留下自己的姓名，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为捐躯之后，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他们的家人，也许正在那里痴痴的等待着他们的归来。但家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孩子已经永远回不来了。。。。。。。。
无怨无悔，为国尽忠！
爆炸让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马德弼又掏出笔记本，看了一下，上面记录着阵亡者的名字：
“钱盼福，西川成都人，阵亡于江阴。。。。。。。唐西华，四川泸州人，阵亡于江阴。。。。。。。李纸安，贵州茅台人，阵亡于南京。。。。。。。。”
下一个呢？下一个会是自己吗？自己尽一切可能记录下了这些兄弟的姓名，但当自己死后，谁会记录下自己的名字？
马德弼小心的收好了笔记本，这时在边上传来了老黑的歌声：
“。。。。。。。。小妹妹，我摸一下你的腿那，你的腿那真白净。。。。。。。”
唱着，叹了口气：“秀才那个龟儿子的，还有锁柱，真想他们啊。雷霆，老子们都要死了啊。”
“死就死吧！”雷霆小心而仔细的检查着自己的机枪：“杀了那么多的鬼子，值了！”
话音未落，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所有弟兄都探出了头。
日军的背后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机枪声、爆炸声。接着，无数头顶Ｍ３５钢盔，拿着各式武器的国军将士出现，子弹旋风般的扫倒着一片片的日军。
“天那，天那，是，是中央军？”马德弼有些发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面那群国军将士的装备，分明就是中央军嫡系才有的！可现在在整个南京，哪里还有中央军有组织的抵抗？
“不是中央军，是秀才！是秀才那个狗日的！”老黑嘶声力竭的叫了起来，接着手一指前面：“看，看那！咱们的死字旗！”
老黑没有看错，在那群矫健威武的中国军人之中，一面军旗正在那里宣示着中国军人的威武不屈：
死！
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无论是对于川军弟兄，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军队来说！
“他妈的，高飞从哪弄到的装备！”马德弼嘀咕了一声，接着猛然站起：“弟兄们，跟着我冲啊！”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沦陷后的南京，依然有一支中国军队在英勇奋战着：
川军第２６师！
第二卷：血色战旗 第一百零一章 明妮·；魏特琳女士
（本章不太好看，大量内容转载，只是记录下了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南京沦陷后所做的一切！）
明妮·魏特琳，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
她１９１２年来中国，先任安徽合肥三青女子中学校长，了解到中国妇女受教育最少，苦难也最深，因而她决定投身到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中去。魏特琳还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华群”。
１９１９年应金陵女子大学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在校长休假之年，曾代理过校长。魏特琳曾在给纽约的友人信中说：她刚到南京时，“着实似乎有些不习惯，听不到纽约地铁和芝加哥高架火车的声音。不过我宁愿让这较温驯的人力车取代它们。你不知道来这儿南京有多好”。。。。。。。。。
她开创了金女大的师范教育学课程和教学实习，以后又开设了附属实验中学，为培养优秀的中学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础。业余时间，她经常走访街邻，为解除街邻们的部分疾苦，她在学校附近设乐群社，懿师家政学校，开展社会福利工作，她领导学生在课余时前去服务。当魏特琳了解到金女大学校附近有１００多名贫苦儿童无法上学时，就在学校师生中发起募捐，用募得的钱在学校附近购买了一块土地，办起了一所有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小食堂的小学校。
１９２４年秋，这所小学校正式开学，专门招收附近贫苦人家的孩子。学生们的学费也由金女大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支付。
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２日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虏掠、烧杀无恶不作。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
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划出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４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
为管理和照护安全区军民的需要，后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华群为该会的会员，金女院被国际委员会指派为安全区里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华群女士担起了阻止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艰巨任务。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
１２月１３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
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
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
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后，每天至少有１０到２０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
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她。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
华女士安慰鼓励她们，给她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
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
１２月１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请求。
日军攻入南京城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
１２月１６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今晚一辆载有８－１０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
正如她在１２月１６日的日记中所写：
“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人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
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第二卷：血色战旗 第一百零二章 安全区
“在南京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同样有一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感到振奋。”
在华群女士的日记里，有一篇这么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