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黄昏-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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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芙蓉锦鸡图》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写生珍禽图》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于2002年被人以2500余万人民币拍走。
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自王羲之以后堪称特立独行者,惟宋徽宗“瘦金体”而已。我每每观赏起来,总是心驰神往。他精于楷书、草书,狂草也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骤雨,似惊涛骇浪。
宋初以来,供职于书画院之人与其他部门相比地位颇低,就连服饰也与其他部门同等官员不同。徽宗不仅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还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象空间。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徽宗酷爱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徽宗在位期间,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由此可见,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书画。宣和年间,徽宗令人将御府所藏历代书画墨迹编写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并刻了著名的《大观帖》。这些编刻对丰富绘画理论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重用小人
自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后,北宋出现了拥护变法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两党政治绵延不绝,一直到徽宗朝。向太后是旧党总后台,但徽宗即位一年后她就死了,她一死,徽宗立即倒向新党,崇宁元年(1102),他把旧党最后一任宰相韩忠彦免职,任命新党蔡京当宰相。但蔡京虽以新党身份作政治号召,其实他并不是新党,只是一个一再变节的、投机取巧的官场混混。他对新党的一连两任宰相曾布、张商英,同样排斥。虽然也下令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但只是一种宣传手段,并不认真执行,整天琢磨的只是如何打击他的政敌。
徽宗在位26年,蔡京四度出任宰相,长达24年。赵佶还时常驾临他家中欢宴,给予他特殊的荣耀。赵佶重用他,是因为他的谄媚有独到之处,赵佶只有在他面前才感觉到心情舒适。所以有时候赵佶虽然有点厌恶他,但就是离不开他。蔡京诱导赵佶在皇宫里大量兴筑假山,布置奇花异草和奇异石头。这种微不足道的庭院园艺,原本算不了什么,但帝王的无限权力和蔡京集团的苦心运用,使它成为北宋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官员们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太湖湖底弄来的石头,经由水路运到首都开封。船舶相连,称为“花石纲”。到太湖湖底采石,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运输这些石头,占用大量船舶,有的石头太大,需要上千纤夫在两岸拉动船只,有的石头大到将船压翻,船夫溺死很多。遇到桥梁挡路,竟将桥梁拆掉让石头过去。无论什么人家,一根草或一块碎石头,都可能忽然间被率领着士兵的官员闯进来,加上标帜,指为“御前用物”,命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不能使官员满意,那就犯了“大不敬”罪状,依法主犯处斩,全家贬窜。运走的时候,则把房屋墙垣拆掉,恭恭敬敬地把御前用物抬出来。“花石纲”成为最简单而有奇效的敲诈勒索的法宝,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与虎谋皮终落虎口
蔡京所以能得到权柄,由于宦官童贯的支持,童贯才是赵佶唯一始终宠信的助手。赵佶曾派他当河湟战区宣抚使,并代表皇帝出巡四方,没有人能比他更炙手可热。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童贯将他带回,为他改名李良嗣。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对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后不久,徽宗得知辽朝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朝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逃入山中,辽朝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15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
童贯迅急统军北上,出白沟(今河北雄县西北白沟河镇),分两路进攻。当时辽皇帝耶律延禧逃往夹山(今内蒙古武川阴山一带),跟外界失去联络。耶律延禧的叔父耶律淳亲王在燕京(今北京)继位,对女真兵团节节抵抗。宋军突然采取军事行动,对燕京是一个晴天霹雳。耶律淳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派人晋见童贯说:“女真叛变作乱,贵国也应对它厌恶。如果贪图眼前小利,捐弃百年友谊,去交结豺狼,只会种下将来无穷祸根,尚请贵国考虑。”可童贯哪里肯听,他继续督军前进。辽军只好迎战,两国在芦沟桥相遇,宋兵团两路大军,同时溃败。
然而耶律淳在位四个月便逝世,他的妻子萧皇后继续执政。驻扎在涿州(今河北涿州)、易州(今河北易县)的辽军统领郭药师,跟萧皇后不睦,向宋投降,献上两州土地。这对宋政府是一个鼓励,赵佶命童贯作第二次北伐。萧皇后派遣使节韩昉晋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119年敦睦的邦交,不再进攻,辽愿降为臣属,永为屏藩。童贯一口拒绝,把韩昉叱出帐外,韩昉在庭院中哀号说:“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痛哭而去。童贯在叱走韩昉后,发动对燕京的奇袭,在辽军迎战下几乎全军覆没,被辽军追击到芦沟桥,宋军将近20万人,被敌人的铁骑冲刺,死伤殆尽,尸体盈路。辽军作歌传唱,讥刺宋的无心与无能。连被金军追击得丢盔弃甲的辽军都打不过,宋军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以如此使人失笑的兵力,竟敢毁盟挑战,再一次说明世界上确实有不自量力这回事。
宣和五年(1123)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赔款。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童贯、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后还朝,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徽宗闻之大喜,即令班师。
收复了丧失188年之久的领土,赵佶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树立在延寿寺中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童贯被封为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首都陷落
燕京刚刚收回,一个月后,金朝南京(今河北卢龙)留守长官张觉举州向宋归降。一个月前的宋金和约中规定,双方都不准招降纳叛。可一个月后,赵佶就忘在脑后,接受了张觉的投降,激怒了金国。
金军一举手之间,就把南京夺回,张觉逃入宋朝,请求庇护。在金的严厉压力下,赵佶只好杀掉张觉,把人头送还。这使所有想投奔宋朝的人全都寒了心。而金军很快就对宋朝发动总攻。负责燕京防务的原张觉部队叛变,燕京失守。金军乘胜长驱南下,告急文书和金朝宣布赵佶叛盟毁约的罪状,接二连三涌到东京,像一个霹雳打到赵佶头上,打得他魂飞天外。大臣们认为非赵佶退位,不足以平息金国的愤怒。赵佶只好传位太子赵桓,他悲哀地说:“想不到女真竟敢如此。”忽然昏厥,从龙床上栽到地下。
太子赵桓即位,就是钦宗。他派遣大将何灌率军二万人,前往保护黄河渡桥。士兵们好不容易攀上马背,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这就是宋朝的军队,不打败仗才怪呢!
靖康元年(1126)一月,金军抵达黄河,那些双手抱鞍的士兵,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太上皇赵佶听到消息,率领他的旧巨,出城向江南逃走。赵桓召集紧急会议,大臣一致主张迁都,只有太常少卿李纲,主张坚守待援。还没有议论完毕,金军已渡过黄河,抵达城下。提出下列和谈条件:黄金五百万两,银币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绸缎一百万匹,尊金皇帝为伯父,除把太行山之东七州交还金帝国外,再割中山(今河北定州)、太原(今山西太原)、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赵桓只好接受,马上派人搜刮民间的和妓院的金银,分批缴纳。这时宋朝勤王的军队渐渐集结,金军感到力量薄弱,并没有等到金银缴齐,就向北撤退。赵桓下令,任何人胆敢中途邀击金军的,即以叛逆论罪。
金军撤退之后,宋政府又恢复它抱残守缺、苟且偷安的传统精神,李纲被贬出开封,赵佶也逃难归来。官员们除了忙碌于“和”、“战”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