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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

03黄克诚-第48部分

小说: 03黄克诚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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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 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年9 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年6 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问题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些。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大吵大闹乃至大骂。使这些干部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对此,黄克诚耐心地劝说他们:“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为了军队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业学院。

我国不但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为此,军委决定建立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元帅负责领导国防科委工作。

当时,我国有许多热爱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不少人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甘愿在祖国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们和一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在短期内就能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这方面的成就曾使世界震惊。

在这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里,凝结着黄克诚的巨大心血。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的功臣。

1955年,我国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黄克诚,以他卓越的战绩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诚,被授予大将。

1955年10月,黄克诚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1956年11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军委委员。

1956年,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中说:“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人生产部门的部队,有三十一个师零八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五百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二百七十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

改革进行得不慢,但仍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精简、整编工作继续进行。

1956年10月,军委责成黄克诚研究裁军方秦,在1957年1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裁减和整顿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议题之一。这说明了精简、整编工作的繁重性和经常性。

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减机构、整编是个做不完的艰巨的工作。

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是兵役制的改革问题。

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必须适应新情况而有所改变。

方法是实行义务兵役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中央军委决定1954年试行“义务兵役法”,取得经验。1955年,我国正式颂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投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可保持着年青的朝气。建国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敌视、封锁。

苏联为帮助我国建设,在此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

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黄克诚还是有自己考虑的。黄克诚认为,我们不应当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能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之后再用。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

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年9 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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