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非洲之加纳淘金-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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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启和我们有说有笑探讨着海关码头的注意事项,白皛这方面绝对的权威专家,侯希扬还趁机拿手机记录着白皛说的要点,光是海关的问题就说了一个多小时。伊万卡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一个劲追问侯希扬我们说的什么,侯希扬一字一句翻译给她听。
“对了,听侯希扬说陈董认识的国王逃难到加纳的,这是咋回事情啊?加纳我看政局挺稳定的啊,人家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还说他是民主的典范嘛?”说完海关我提起另一个我关心的话题。
“这个你们年轻人对政治不关心,生意做大了,怎么都需要和政治打交道了!这个呢我也是从大使馆了解的,我和你们简单的说,我来见的第一个加纳总统,也是个传奇人物哦!”陈文启放下酒杯,他让侯希扬去让饭店泡壶茶过来。
“比您说的第一个总统还传奇嘛?”我很好奇,来了加纳这么久,对他的政治确实从来没有关心过。
“那传奇多了!至少我这么觉得,我见过他本人,真的是无私的人啊,加纳有这么好的现在政局,你看非洲国家一到换总统就乱,加纳为啥不是呢,我觉得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恩克鲁玛你们知道怎么下台的吗?是被政变的。”陈文启继续他缓慢的语速说着。
侯希扬给大家泡一壶茶,大家坐到旁边的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陈文启说。
1966年2月21日,恩克鲁玛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离开阿克拉飞赴河内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时顺道访问北京。这是黑非洲第一位国家元首对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国家的访问,随行人员达88人。这一盛大的访问,引起加纳全国的关注。同时,恩克鲁玛的亲信、执掌加纳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菲里将军也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席会议。执掌军政大权的两位要人同时出访,使加纳出现权力真空。“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出发动政变的决定,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将他们所掌握的部队调集到首都阿克拉近郊,包括一支伞兵部队、一支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营。虽然军队的调动是公开的,但它的政变计划却没有被恩克鲁玛的情报系统发觉。加纳武装部队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主要由陆军组成,拥有两个步兵旅。还有一支主要由警察组成的治安部队,约9000人。第一步兵旅和第二步兵旅参加政变,就足以控制整个武装部队。
1966年2月23日子夜,政变军队与忠于恩克鲁玛的武装力量在首都展开激战,各地区的民兵组织表示反对政变,正在国外访问的恩克鲁玛宣布要返国镇压“反动派的叛乱”。虽然总统府卫队的主要领导人已随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但卫队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当发现叛军的进攻时,立即予以还击。他们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又一次击退叛军的进攻,使叛军蒙受很大的损失,他们等待外界的援助,等待着恩克鲁玛总统的归来。这曾使政变领导人一筹莫展,就转而全力对付民兵组织。民兵组织虽然反对政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地区的抵抗被政变部队分别击溃,同时政变部队封锁机场,设置障碍以防恩克鲁玛座机突然降落。在民兵组织瓦解后,政变领导人调集兵力和大炮向总统府发动新的进攻,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总统府的防御工事。直到2月28日,政变部队完全占领总统府后,政变才宣告最后胜利。至3月2日,恩克鲁玛基本失去了返回加纳恢复权力的希望,从此流亡国外。
发生军事政变时,恩克鲁玛正从仰光抵达北京,转赴河内。当他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后,中国驻加纳大使即对他说:“总统阁下,我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加纳发生了政变。”这太出乎恩克鲁玛的意料之外,他惊讶地说:“不可能吧?”转而又说:“不过也有可能,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并都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他中止访越计划,滞留北京观望国内的变化。在这危难时刻,周总理两次同恩克鲁玛单独会谈,劝他要冷静对待,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几日后,随行的官员纷纷离他而去,加纳驻华大使也宣布不承认他为加纳总统(1966年10月政变上台的加纳政府随即单方面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后,恩克鲁玛接受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的邀请,于1966年2月28日离开北京,经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及利亚去几内亚。3月2日抵达科纳克里,受到盛大欢迎,被塞古杜尔总统授予“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荣誉头衔。恩克鲁玛希望在塞古杜尔的支持下,返回自己的祖国重新掌握权力。又寄希望于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派遣远征军助他回国夺权。包括塞古杜尔、尼雷尔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恩克鲁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们不可能也无力帮助恩克鲁玛夺回政权,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问题。
恩克鲁玛无奈地在几内亚定居下来,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加纳。此后,恩克鲁玛从事探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他在在加纳黑暗的日子里一书中,总结了加纳爆发军事政变的原因。他认为加纳政变不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误引起的,而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一起阴谋,意在“中止和逆转加纳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进程”。他得出两点论点:第一,非洲独立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奉行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政策;第二,必须争去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和建立全非联合政府。
“难道您见过的那个总统就是政变的人?”我好奇地问道。
“不是的,这个政变呢是当时的世界形势导致的,你年纪小还不懂,恩克鲁玛是亲中社会主义的,非洲是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我认识的小黑,就是现在的国王,那时候他的父亲是恩克鲁玛时期的国王!他们是一个阵营的。”陈文启挥挥手说道。
“那?”我追问。
“不要急嘛,看来你还挺感兴趣的嘛!来喝茶!”陈文启说道,而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伊万卡则开始和白皛以及侯希扬聊天,他们对这段历史就没有那么感兴趣。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加纳历史3…罗林斯()
陈文启站起身给我们倒茶,然后笑了笑说:“小黑后来能回到加纳继承国王,都是因为一个年轻军官,这个军官改变了加纳的历史。这个人叫罗林斯,如果你们去问普通的加纳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在加纳人心目中罗林斯就像是加纳的林肯总统!”
1947年6月22日罗林斯生于英属黄金海岸阿克拉。信奉天主教。父亲詹姆斯拉姆齐约翰是苏格兰人,1907年生于苏格兰西南部的道格拉斯堡,是一名化学药剂师,早年在加纳渔业局任职。母亲维多利亚阿格博图是埃维族人,1910年生于加纳沃尔特地区凯塔附近的小镇,曾在克里斯琴博堡(原英国总督官邸,独立后为加纳总统官邸)当厨师。
罗林斯在1961——1965年求学于阿克拉著名的阿奇莫塔学院。1967年8月25日应征入伍,同年9月进入塞康第…塔科拉迪空军飞行训练学校受训。1968年3月在加纳特谢军事学院学习,荣膺“快鸟”勋章。1969年1月毕业后被授予空军中尉军衔,在加纳空军第四中队当战斗机飞行员,被誉为王牌飞行员。1978年4月晋升为空军上尉。爱好骑马、射击、赛车、打球、游泳和特技飞行等体育活动。
1979年5月15日,罗林斯率领百余名空军人员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空军基地,袭击了附近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所在地缅甸营。罗林斯企图一举夺取加纳武装部队的指挥中心,从而控制全**事力量而夺取政权。因走漏风声,力量单薄的政变武装在武装部队总部遭到顽强抵抗而受阻。忠于政府的机械化部队出动装甲车保护总统府、陆军司令部、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阻止了叛军的占领。在政府军的猛烈反击下,政变武装节节败退,最后退缩到空军基地。当眼看政变即将完全失败时,罗林斯单独驾驶一架轻型战斗轰炸机,在阿克拉上空盘旋,准备轰炸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和军政府领导人的官邸,企图挽救政变失败的命运。阿克拉市民聚集在街头或站在楼房顶层颇有兴趣地观看罗林斯上尉驾驶的飞机躲避高射炮射击的精湛技术。一场残酷的流血的军事政变,却变成了一场引人观赏的飞行技巧表演,使阿克拉市民对罗林斯的勇敢表现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好感,这是罗林斯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对他的未来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天上午10时许,据守空军基地的政变武装投降。下午1时,阿克拉电台广播武装部队司令部一项特别声明,宣布政府已平息了一次“叛乱”。在政变失败的危急关头,罗林斯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被逮捕入狱。
由于罗林斯上尉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英雄”,军政府领导人不敢秘密将他处死,以阴谋策动兵变和以暴力推翻军政府的罪名交付军事法庭惩处,并宣布于1979年开庭审判。出乎军政府领导人意料的是,6月3日晚,罗林斯的一批同情者,手持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在门卡达审判庭上自我辩护词的小册子(即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聚集在阿克拉市区的陆军司令部前示威,抗议最高军事委员会企图处死罗林斯,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罗林斯。当被士兵押解的罗林斯昂首挺胸走进法庭,拥挤在法庭内外的士兵和平民已在热烈鼓掌向他致敬。当罗林斯为他正义的爱国行动作辩护发言时,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审判中,罗林斯痛斥了政府的**。军事法庭以阴谋策动推翻军政府并企图在加纳进行“埃塞俄比亚式清洗”的罪名,判处罗林斯死刑。这一宣判引发法庭内外群众的强烈抗议行动。在罗林斯被监禁时期,监狱中的监守人员不允许亲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人员进入关押罗林斯的禁闭室,以防止他被暗杀。
罗林斯的辩护词迅速传遍全国。多数加纳人对罗林斯爱国的“崇高动机”表示敬意。在武装部队中也引起了震动,特别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对罗林斯表示同情。要求释放罗林斯的传单甚至贴到首都地区每个兵营的墙上。军政府首脑阿库福将军还收到不少的警告信,有的说:“如果你们胆敢动罗林斯上尉一根毫毛,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因此,最高军事委员会不敢贸然处死罗林斯。
自1966年2月加纳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恩克鲁玛政权建立军政府以来,不但未能治理好国家,反而愈来愈糟,造成政治的极端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这使加纳这个黑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却成为非洲最不安定的国家之一。其原因是不少当权者和高级官员,特别是军政府的执政集团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大肆贪污受贿,敛财自肥,把加纳政坛搞得乌烟瘴气。由于经济管理不善,走私贩运盛行,投机倒把猖獗,囤积居奇肆虐,是这个黑非洲原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每况愈下。正如财政和经济部的克韦西包奇韦所言,加纳经济“面临全面崩溃”。国库债台高筑,1978—1979年度的内外总债高达62亿塞迪,为该年度政府财政收入的74倍,引起通货喷张、物价飞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