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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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都只以为这次被抓只是弄了个不及格，谁也不知道那个名捕还执意报到校办给记了个处分。现在想起来这个家伙真是够坏的，屁大的事情，偷偷摸摸地记处分，也不跟学生说一声，害学生一生。中国的大学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养活不少吃白饭的政工人员，充斥了这类心理变态的迫害狂。此时女友政审才知道这个天大的事情，顿时没了主张，跑来问我该怎么办。我还在气头上，就说：能怎么办？你不是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吗？要是留校任教哪会有这种事情？女友也没一点办法，只有呜呜地哭。
生气归生气，但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好在干了几年人事，知道档案之类的东西总有人管着，只要买通这个管档案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处分抽出来，也就太平无事了。于是我找了我一个以往留校任教的朋友，让他打听谁是管学生档案的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位管档案的老师竟然就在我这位朋友的隔壁集体宿舍里住，二人都是年轻人，关系还不错。于是我请朋友牵线搭桥，给那位老师送了两条“玉溪”，又把他们接出来到长春观素菜馆吃了一顿大餐。几天以后，我又到学校里看望那位老师，那位老师说：“放心吧，已经弄干净了。”这样，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
然而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时机错过了。眼见别人陆陆续续地有了接收单位，自己却没有着落，女友又是后悔，又是难过，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汉口上班，晚上还要跑到武昌为女友的工作活动，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个政府机构来招收公务员，全校只要一个人。系主任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他跟这个政府机构的领导私人关系非常好，于是向人家力荐我的女友。就这样，我的女友算是否极泰来，当上了公务员。
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说我每天都殚思竭虑，结局还算不错。不过，这半年对我的摧残是很大的：本来我的面相一直比实际年龄年轻；经过这一年的奔波，反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帮人处且帮人”，因此在人事处那几年，我也想尽办法帮助好几个些同学或者同学的亲属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到了武汉市。大学毕业时他本来很想留在武汉，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单位而去了广东湛江中行。去了以后很不习惯，一直梦想着回到他喜欢的武汉。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终于痛下决心辞职，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汉发展。于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里，和他同睡一张床。这位同学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在我这里白吃白住。我利用人事干部的身份找了我们银行下属期货公司的老总，给他找了个经纪人的工作。经纪人的基本工资才四百块，收入全靠拉客户，可那时根本拉不来客户，于是几个月以后我又辗转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中保人寿的内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块钱，算是够生活用了。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还把他引见给系主任。后来这位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但几经历练适应了社会，现在在武汉市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位同学和我之间几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亲去世时，他赶来帮忙张罗后事，还和儿子一样给我父亲带了孝。
当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帮助别人找工作时也遇到过特别没良心的。有一次有个姓刘的熟人，请我帮他下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这个人原来在一个厂里当电工，后来厂子垮了。我找了我们大楼的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帮那人找了一个电工的活，一个月有六、七百块的收入。按理说这个收入算很不错了，我的月收入在“改革”后也只有九百多块。那天我领着那人去报到时，他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对我说。当时我心里就好大不高兴，心想：就是给狗喂块肉，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不过碍着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没发作。谁知几个月过去后，我遇到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那经理告诉我说，那电工吊儿郎当地干了两个月，领走工资后就不辞而别了。我一听非常生气，不禁暗暗骂道：“妈的算什么玩意，费好大的劲给你找了饭碗，要走你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债。”于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经理赔不是，说自己对那人不了解，实在对不起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一、道德荒漠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逐渐成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为了赚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赚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多数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我听了这几个人的谈话，诧异地扭过头去，那几个女人还在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领到了两个月的工资，身上揣着这八百块钱喜滋滋地去学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车到了汉阳古琴台，上来四个有说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件西服。武汉的九月份天气还相当炎热，我开头还挺奇怪，这几个人干吗这么热还穿西服啊？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挤到了一个站着的农村人身边，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用西服做掩护的小偷。几个扒手一边有说有笑，一边用镊子把人家衣服兜里的钱掏出来。我本来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个人，我却只有一个人，万一这几个小偷报复我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没敢吱声，只是用手紧紧护着自己兜里的八百块钱。车子到了阅马场，那几个扒手神气活现地下车了，我赶紧跟那个农村人讲了他被偷的事情，他这才如梦初醒。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从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爱幼，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以前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妻子、小舅子两口四个人到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位子。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武圣路本来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但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到，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以后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了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了个位子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