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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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扶着一个更老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全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听了他的解释，我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但那瓶子里的水却实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节我在石家庄转车，候车时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大概是中尉军衔。当时我闲着无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邮册欣赏刚买的一些苏联和东欧的邮票。恰好那个解放军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把他的邮票拿出来。我们俩互相欣赏了对方的邮票，又交换了几张，彼此留下了通讯地址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我们还互相通了一阵子信，那个解放军还到我们学校找了我一次，送给我几张邮票；而我则送给他一本书，还请他吃了一顿牛肉面。如今，我和那个解放军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我上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全国经济过热，各地都在不顾实际地盲目上马开发区。我乘火车路过山西省寿阳县境内的时候，也在一个荒凉的黄土梁子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来投资！”我当时就挺纳闷，谁会来这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棵树都不长的荒郊野岭投资，真不知道当地的父母官们是怎么想的？后来几年每次来来往往，我都会看到这个孤零零日渐破败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又路过这里时，却发现招牌已经不在了。四周依旧是荒山野岭，连棵树也没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五、母子情深
苏联解体，外公去世，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加上与初恋情人的关系结束，使得我心情格外抑郁。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因为英语没有在大学二年级通过四级考试，而被从国际金融专业分流到了非涉外专业。虽然过去以后看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自尊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段时间，我抑郁寡欢，形如枯槁，面若死灰，体重也锐减了十多斤。
恰在这时，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罗斯发生了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随后撤消了我心目中的圣地——列宁墓的“一号哨位”。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此极为悲愤，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有一次梦到我来到红场的列宁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直到在哭泣中醒来。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我的精神濒于崩溃。一次，几个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就请我一起到外面餐馆里吃饭。本来我是滴酒不沾的，但那时心情抑郁，就借酒消愁。喝着喝着，想起世界仿佛在专门与我作对，以前我所拥有的，亲人，爱情，事业，精神祖国，全都被一个个夺去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那几个同学都是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姓唐，一个姓魏，一个姓姚，三个人轮番劝我，但别人的劝告又能如何呢？
终于，长期的抑郁导致我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连续昏厥了三次。先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意识就不存在了，醒来时人已经倒在地上，这就是我对昏厥的体会。其中最后一次，我在一个夜晚昏倒后一头撞到墙角，在左眉梢撞出了一个二、三厘米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朋友们见状，赶紧骑自行车将我送到学校附近的省人民医院急诊，缝了好几针。当时医生见到这个情况，就怀疑我有癫痫，做了好多检查，但最后还是排除了。至今，我的左眉梢还有一条淡淡的竖着的疤痕。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跟我一起到太谷玩了几天。回来后，在给我母亲写信时，将我被分流到非涉外专业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本来我还一直瞒着他们，但我父母知道此事以后，从尊重我的自尊心出发，没有在来信中追问这件事，只是勉励我好好学习。我昏倒几次之后，在给他们写信时无意中附带提了一句我昏倒的事情。当时也没多想，就那么写了。三天以后恰好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还在床上睡着懒觉，突然有人敲我们寝室的门。同学打开门，我从床上伸头一看，竟然是我的母亲。原来，我的母亲接到我的信的当天晚上，就放下手中的活计，急匆匆地上了火车来武汉看我。
母亲见了我，眼里闪着泪花，关切地问：儿子，身体好点没有？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才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委屈得直想哭。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已经没什么事了。当时，我还以为母亲不知道我被分流的事情，对此事绝口不提。母亲却说，儿子，分流的事情，我和你爸都知道了，没啥了不起。人一辈子要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这点小事情算什么呢？既然这个专业你不喜欢，那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功课，尽量混个毕业证就行了。你要记住一点，有没有出息是看你的能力，而不是看分数表上的成绩。儿子，我跟你爸都相信你肯定是个有出息的人，高中的时候，你就很出色，比一般的人都要出色，你当年辍学那么长时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功课捡起来又考全县第二，就说明你了不起，我对我自己的儿子是有绝对信心的。
那次母亲只在武汉待了两天，上街给我买了很多补品、奶粉之后就又匆匆离去了，因为家里还要准备过年的灯笼。母亲的一席话，打通了我内心的疙瘩。从那以后，我尝试着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大学生活，逐渐从抑郁中解脱出来。结果当年，我的英语就通过了四级考试。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六、拉丁舞
一九九三年春天，学校里要组织一次大学生国际标准舞比赛，系学生会文艺部长找到了我。我以前根本不会跳舞，大一时也曾经因为好奇到学生俱乐部去看热闹，结果第一次去就遭到了严重打击。其实不是我遭到打击，而是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当时我还一步不会跳，就坐在舞池旁边的长椅子上看人家跳舞，身边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后来知道这个女生是江苏人，漂亮得在学校里很有名。这时，来了一个大学校园里最常见到的那种瘦小、戴眼镜、土里土气的小男生，请那女孩子跳舞。我看到那女孩子傲慢地看了他一眼，说，对不起我累了，不想跳。那男生不识趣，继续伸出手邀请，遭到那女孩的再次拒绝。小男生也是固执的可以，竟然继续邀请，于是那女孩满脸鄙夷地起身离去了，留下那个手足无措的男生。常言道，“兔死狐悲”，我坐在旁边见到这种场景，顿时吓得心惊肉跳，心想自己要是碰到这种局面，那肯定无地自容的要跳楼自杀了。从此之后，我好几年里再也不敢迈进俱乐部的大门。
系学生会文艺部长是个漂亮女孩，比我高一届但跟我很熟悉。她来邀请我比赛跳舞，还说有专业老师教。我一想好哇，要学就学最正宗的，也就同意了。系里一共找了四对、八个学生参加比赛，其他七个人以前多多少少都学过跳舞，惟独我是“全舞盲”。
教我们的老师姓吴，当年四十多岁，我们都不叫他吴老师，而叫吴老爹。吴老爹原本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一届国标舞比赛的第五名获得者，国际标准舞工夫确实深厚。他的搭档是我们学校艺术美学教研室的林老师，当时搞市场经济、多种经营，他们两人就合作，在我们学校的艺术美学教室开了个国际标准舞培训班。开课那天，吴老爹和林老师给我们示范了几个动作，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原来交谊舞可以跳的这么洒脱、自如，欢快。我这个人，在学校里一不喜欢打牌，二不喜欢打球，三不喜欢学专业，生活整个都封闭了，一点乐趣都没有。此时，独独交谊舞吸引了我，当时就下决心：学好交谊舞，也不枉上了四年大学。
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是那八个人中最差的一个，呆头呆脑的简直连脚往哪里放都不知道。跟我搭档的也是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在她们班里是个挺厉害的角色，但独独对我很好，也很耐心，像个大姐姐一样。当时我跳舞一半是喜欢，（ …。。）一半是为了发泄心中的郁闷，因此每天都要从下午六点苦练到十点，经常是浑身汗流浃背。只一个多月一双牛皮底的皮鞋就被我磨穿，十个脚趾都磨烂了。苦练出成果，到了比赛时候，我的水平已经跟大家差不多了。结果我们那次比赛获得了拉丁舞组第一名，整体第二名。
我这个人做事，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特别投入。比赛结束后，我已经迷上了交谊舞，继续跟吴老爹学。当时已经到了盛夏，天气非常热，就是坐着不动都是一身的汗。而学习交谊舞特别是拉丁舞，运动量特别大，每天都不知道要反复出多少身汗。当时也有一些同学跟着吴老爹学，大家水平参差不齐，也就闹了不少笑话。一次学探戈，一群人跟着吴老爹在后面端着架势走，吴老爹走了几步扭身一看，说，我怎么领着一群鬼子进村啊？我们大家互相看看，果然，一个个耸着肩膀，缩着脑袋，把探戈的“猫形蟹步”走成了蹑手蹑脚，确实有几分像鬼子进村。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跟着吴老爹踏踏实实地学跳舞。绝大部分学国标的学生都是学一两期，会走三步四步以后就跑到舞厅里追小女生去了，惟独我坚持了下来。吴老爹见我学的刻苦，心也不野，就经常额外地教我一些动作，就这样我练成了跳舞时中规中矩的“学院派”风格。由于跳得好，渐渐地有不少学习国标的女学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