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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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整个过程全都搞一遍。在一个新品种投入生产之前,往往要试制十几次,多的甚至几十次。父亲是急脾气,被翻来覆去的试制弄得很烦,有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干了,但歇一会儿、抽根烟,就又趴在点焊机干了起来。当时,我在学校里也经常琢磨一些花灯的款式,画好以后给家里寄去,销路都还不错。
正因为如此下工夫,我们家的花灯在色泽、款式、质量上都是整个太原市场上最好的。当时,仅仅钟楼街一带做花灯卖的本地厂家就有七、八家,竞争很激烈。此外,还有大批来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民实际上并不会做花灯,只是看了我们的花灯以后,也想挣这个钱,就模仿着用铁丝随便焊成一个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龙绸,再在尼龙绸面上贴几幅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美人图,就算做成花灯了。这种劣质品歪歪斜斜的,但价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灯只有我们家售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是用糨糊粘的,经常人家还没买灯就先烂了。一九九三年春节花灯卖的好,河北农民闻讯,就一窝蜂地做花灯,到一九九四年春节全都涌到太原市场上来。即便是卖的如此便宜,河北农民的灯依旧卖不动。有一个买灯的人,逛街时先没看到我们家的花灯,图河北农民的灯便宜就买了。等走到我们家摊子前面,看看我们家精致的花灯,再看看自己手里刚买的七扭八歪的劣质产品,后悔不迭,就把它丢在地上跺得稀烂,再买我们家的灯。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节我母亲在钟楼街西口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商店,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从此,我们算是从站在大街上卖灯笼的辛苦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商店字号是“鼎盛商店”,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我只见过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给一个叫孙大鹏的人,孙大鹏就再把商店转租出去,自己当“二老板”,吃租金过日子。孙大鹏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将桌上度过,后来还染上了毒瘾。孙大鹏的老婆长得很漂亮,但嫁给这么个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们家因为孙大鹏贪赌弄得家徒四壁,两口子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几次哭着找我母亲诉苦。
当时鼎盛商店里还有一个租户,叫马葵,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孙大鹏是老相识,模样粗壮凶恶。马葵做的买卖是卖“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其实是坑人的。马葵的所谓“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都是从广州进的便宜货,四五块钱一米。马葵进回来货以后,弄几个射灯一照,那些链子就显得金光璀璨起来。马葵在自己柜台上贴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的大字招牌,在这几个字下面则写了两个大字“二元”,后面则跟着蝇头大的三个小字“一厘米”。这样,一般人远远看上去仿佛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二元”,而看不清后面的“一厘米”。四、五块钱一米的劣质项链,被卖成两元一厘米,可见心有多么黑。
这招数骗不了城里人,就骗那些过年到太原采购年货的农村人。马葵雇了两个太原本地女人当售货员,成天站在门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农村人从门口经过时一听项链才两块,就伸着头问,是多长的项链两块一条啊。马葵一听就知道鱼儿上钩了,故意装糊涂说想要多长要多长。农村人爱贪小便宜,一听想要多长要多长,贪心顿时上来,一个劲要求把项链弄长点。有一个农村女人,竟然跟马葵要了条一米五长的项链。马葵心里直乐,还故意问她,这项链这么长咋戴呀,一剪下来可是不能退货的。村姑哪里知道这是个套子,就说肯定不退货。等马葵把项链剪下来,一算账要三百块,那村姑顿时傻了眼,不要了。马葵就凶相毕露,指着招牌上的字说: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两块钱一厘米,现在剪下来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脱不了身,就扭头想跑。那两个售货员早就防着呢,一把抓住,三个城市女人就这么欺负一个乡下女人。最后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块钱来,哭着拿着这条只值六七块钱的廉价项链走了。
当然,农村也有狠人,特别是一家子一家子来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马葵的套子,一看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马葵就吓唬人家跟人家吵,还威胁说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谁知那家子也挺厉害,那几个大男人说,好,我还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让公安给评评理,看谁在坑人?色厉内荏的马葵一听,也软了下来,嘴上还装硬:“他妈的,算老娘倒霉,碰到这么不讲道理的人!这项链我不卖了!”那家人一听她“不卖了”,也还要去买年货,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远,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狗日的王八蛋,没钱进什么城么。”说完,自己动手把剪下来的项链接了回去,继续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买走项链的人,在马葵嘴里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个衣着和长相都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买了马葵一条项链,马葵报价是一百一十块,那美女二话没说就掏出一百一十块给了马葵。等那个美女走远,马葵把嘴一撇,骂道:“呸!瞧她穿的那个骚样,肯定是个卖粉的(「注」太原人对卖淫妇女的俗称)。买了老娘的项链,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个糟老头子的床。”
马葵做这些勾当时,我也坐在边上。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村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马葵这样的人敲诈哭着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无奈人家是地头蛇,我们寄人篱下,惹不起。马葵她们几个在没生意的时候,也跟我们唠唠家常。听说我是大学生,也非常羡慕。马葵说,自己也知道坑人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没办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学,还有老人,自己又没个工作,不坑人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听了她这番话,对她的恶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过从马葵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不贪小便宜。马葵的黑店,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生动教材。后来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时,清晨出了火车站往军事博物馆走时就碰到两个骗子:一个从我前边跑过,丢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另一个跟在后面捡起来,对我说哎呀这是钱呀,咱俩把它分了吧。我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冷笑着对他说,这钱是你捡的,都归你,我不要。那两个骗子一听,顿时傻在那里了。从马葵那学到的另一个教益就是辨证地看待人,即便是马葵这样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人性的。
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滚号啕大哭,偷她钱包的小偷就躲在我们商店里看热闹。警察和小偷碰到了,还互相打招呼,问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总是很谦虚,说不多不多,刚够饭钱。至于小偷有没有向警察行贿,我倒没有看见过。
那个二老板孙大鹏,长得高高瘦瘦的,还算体面;但目露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总是有事没事地披着个皮衣来商店里晃一晃,有时赌输了急需要钱就来催租金或者借钱。马葵是他的老相识,不怕他,总是拖延着不交。孙大鹏急了,就说,呀呵,你的这身臭骨头还真难啃,都成了硬骨头六连了不是?马葵把脖子一梗,还是不交。孙大鹏无奈,就找我母亲借钱,张嘴就是五千。母亲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讨价还价借给他两千。孙大鹏这种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义的,钱一到手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我母亲在九八年到武汉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呼机抵债,母亲拿到后给了我,我挂了两年就买了手机,那个呼机也就扔在家里了。
孙大鹏这人虽然赌博输得家徒四壁,但还特别爱讲排场,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烟也要好烟。当时太原市场上比较高档的香烟就是红塔山,硬盒的十三块一包,软盒的十块,孙大鹏就总是抽硬盒红塔山。有一天他来店里晃,看见我和我母亲坐在那里抽烟,恰巧他自己没烟了,就把我们的烟盒拿起来一看,是一块钱一包的“君子”牌。顿时用眼睛斜睨着我们母子,惊讶地说,当老板的也抽这种烟?我母亲笑道:我们是小买卖,抽不起好烟。说完让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块钱来对我说:去,到理发店旁边那家店里帮我买盒红塔山,要硬盒的。
也许是“鼎盛商店”这个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卖灯的两年里,我们家卖花灯也卖得不错,每年都卖了四万多块钱。一九九四年开学比较早,元宵节那天我直接从太原回学校,母亲给我买了一只温州电烤鸡,母子俩坐在旅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了一九九六年春节,由于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没法回去帮着母亲卖花灯了。父母二人没有足够的人手支摊子,就再没有租鼎盛商店,转而由别人代销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卖花灯那几年,我母亲总是要到太谷汽车站去雇一些跑客运的面包车拉货。在找来的那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当时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专门把任忠生这个人作为一节来写,就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仁义而忠厚。在那些来家里拉货的司机里面,就数任忠生两口子既和气,又勤快。母亲看着这个人可交,随后几年就只让任忠生拉货。
任忠生是太谷县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年纪。母亲以前拉货,都是临时到车站找司机。有很多司机来拉货时,为了赶时间多跑两趟赚钱,就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而且他们往往只是当司机,见我们手忙脚乱的装货,也不帮一下忙。其实,这么催也省不了多少时间,还让我们觉得挺讨厌的。任忠生夫妇每次到我们家来拉花灯时,都不急不燥的,还帮着我们往车上送灯笼。这么装了几回以后,我们都觉得任忠生两口子厚道,就对他们说,以后往太原送货的活都给你们干吧。任忠生两口子一听,都很高兴。母亲这人也厚道,当时凌晨来拉货,任忠生两口子来不及吃饭,母亲就给他们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烩面,吃得又饱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亲的饭做的好吃,任忠生两口子吃了母亲做的饭都挺高兴。任忠生也喜欢过年时在自家大门上挂灯笼,母亲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对花灯送给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兴地收下了,但也从不多要。每年过年,两口子都带着孩子给我父母拜年。母亲看见他们孩子挺喜欢的,给压岁钱,任忠生一看,后来就不带孩子来了。
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寒假了,卖花灯人手不够。母亲经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