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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1部分

小说: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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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九七七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Z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Z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赤脚医生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害得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我的父亲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铁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

这时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要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积约为二十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Z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中学,主要住领导或者资格老的工人;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小学,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Z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散,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Z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Z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页则是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的照片。虽然子弟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但是条件却是当时太谷县所有学校里最好的,上课时都坐着椅子,还有航模兴趣小组,生物观察小组,中学还有音乐兴趣小组,有几十架手风琴,这在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靠北的部分是家属院,靠南的部分是我们就读的子弟小学。“南住宅”位于太谷县城的边缘地带,出了我们的子弟学校往南走几十米就是同蒲铁路了,我在子弟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和同学们跑到铁路旁边玩。当时,同蒲铁路突然变得异常繁忙起来,一列接一列的火车,接连不断地往南运送用绿色帆布遮盖起来的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小孩子好奇,每当看到这些装满武器的列车就兴奋得哇哇叫,后来懂事一些以后才知道,那是要跟越南打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四、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我母亲转正后不久,就从食堂调到了镀锌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母亲这个人勤快,到车间干活后总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活都抢着干了。当时工人几人一班干活,母亲总是干得快而多,还经常替别人干活,所以工人们都特别愿意跟我母亲搭班子干活。

当时太谷线材厂的厂长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道:“喂!小老乡,要是让你当会计,你干不干得了啊?”原来,当时线材厂里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一个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厂财务股当会计;另一个姓韩,是厂里的化验员;还有一个是我母亲,其实仅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在转正时虚报了个高中。当时厂里财务股有两个人:一个高会计生孩子,另一个出纳传染了肺结核,在住院治疗;厂里财务股瘫痪下来。李厂长一看履历表,发现我的母亲是“高中毕业”,于是就找我母亲。

虽然我的母亲小小年纪就因文化大革命辍学,从没有学过会计和珠算,但是她心想,学珠算会计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那有什么干不了的?不过李厂长别开玩笑啊。”李厂长一听就乐了,说,那明天就到厂里财务室去上班吧,这个月的报表要赶紧报呢。

当天下午,我的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王××(「注」王××这个人,以后有专门章节提到),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号,而按照规定,每个月二十五号就要做报表,二十六号就要报到手工业局去。我的母亲把一大堆报表拿回家里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会的就翻书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准时把报表报出去了。李厂长一看,非常高兴,于是又问母亲,出纳能不能也挑起来?我母亲回答说,那没问题啊,于是会计出纳一肩挑。之后,李厂长又把统计也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照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厂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别是李厂长,逢人就说这个小老乡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当时厂里有个总务室,李厂长总是感觉厂里有些开支过大,怀疑总务股长贪污,于是又把总务也给了我母亲。母亲当时一听,笑道:“我现在又是会计,又是出纳,还是统计,现在又管总务,那你就不怕我贪污啊?”李厂长学着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口吻说:“不怕,你办事,我放心。”

与“南住宅”隔着一条大马路,就是一支部队驻地。那部队是个汽车团,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那个部队有一个礼堂,经常放映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因此每当有电影放映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想进去看。可是门口有哨兵,不让进。当时我六七岁,虎头虎脑的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经常到部队门口去玩耍,渐渐地跟哨兵们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其实也挺爱玩的。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弄点鞭炮给那几个哨兵放,或者弄点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装在口袋里给那些哨兵们吃。后来我和那些哨兵们打得火热,每当他们值勤时我都可以在部队里畅行无阻,还让我摸他们的枪,那时我才知道真枪和我们小孩子玩的玩具枪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有电影放映时,部队门口站一大帮孩子,哨兵都不让进,惟独我领姐姐一去,哨兵就开个小门,放我们俩进去了,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后门”吧。

后来我就经常去部队家属院里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汪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处长,当时三十多岁,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汪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她都给我做排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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