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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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的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都是鲜花迎接征战归来人
………王佐明（团长）
有个战士叫梅德文，贵州纳雍农村人。战场上负伤，按伤残级应给他安排个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实。他一级级找，最后找到县。县里一位领导问：“谁叫你去当兵的？”
“我志愿去的。”
“那你找我们？”
“我是为了保卫国家呀！”
“那你去找国家！”
这个战士无奈，又重返部队，见人就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着：“打仗是最可爱的人，负了伤是最可怜的人，回去是没人管的人呀！……”把新战士吓坏了。
能怪这个战士么？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我们不要同情；只要社会公正
………张多周（连长，者阴山主峰攻击连排长，“士官生”）
军校毕业时，我21岁。两个月后就接受临战应急训练，接着又随我们副营长深入敌境侦察，攻打者阴山时担任主攻连的主攻排长。
我们副营长叫唐本清，四川重庆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属在麻袋厂上班，厂里离住地很远，上班要坐公共汽车，还要坐船，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还得背上刚生下的孩子，披星戴月，顶风顶雨。唐副营长有空就掏出孩子的照片看，眼里闪着又甜蜜又酸楚的光。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愿，“死我不怕，上级能叫我们上战场的人，每人填一张表‘你有什么要求’？然后研究一下这要求是否合情合理，适当解决一下就好了，我也就安心乐意去死了。”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此来讨得母子的欢心与谅解。一次，他给孩子买了对小鸟，父子高兴地回家来，妻子一把夺过鸟笼，扔多远，说：“我给你儿子当马骑还不够，还得给他提个鸟笼子？”孩子大哭，他给了妻子一巴掌……
唐副营长在侦察中触雷………我也负伤，现在是三等一级残废，但远不如他伤重，住院回来赶上了者阴上战斗。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不要暴露……”然后再没说话，眼泪不断地流。我想他这时候准想到他的背负着儿子匆匆赶车赶船的妻子，想到他给过妻子那一巴掌。
战后，我没去他家，但对去慰问他家属的人讲过他生前告诉过我的话。那人回来说，他家里仍然挂着鸟笼，那对小鸟还是活蹦乱跳的。他妻子说，那小东西珍贵、不吃一般的食料，她得专给它到鸟市上买小虫来喂。至于换房的事她一字没提，只说，老唐说了，现在国家困难，千家万户都有难题，等经济发民了啥都好办。
我们连还有个张景波，班长，全团军事尖子。攻打者阴山16号高地，他第一个冲进敌堑壕，毙敌多名。荣立一等功。战后，我去过他家，问他双目失明的父亲有没有困难。因张景波生前讲过，他家受人欺侮，有家人常打上门来，家里来信不说，张景波有个女同学又是女朋友的气不过，写信叫他回去打转来。他回信说，国仇当前，家事只有先放一旁了。女朋友一气之下，和他吹了。他老父亲对我们还是不说受人欺侮的事，只问：“景波真的立功了吗，不是你们给我说宽心话吧？”
当我们提出要当地政府解决他受欺侮的事情时，张父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听说乡上在整党，整好了党，公道就自然明了！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这是一个深山老农对我们党的无限信赖与希望呵！
再说说我自己。我从小跟叔叔长大，叔叔其实就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后来是一个中学校长。
高考时，我考分较高本可上名牌大学，却分到最后一个志愿上………军事学院指挥系，我哭了一场。叔叔给我讲了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又给我吟诵壮烈雄浑的边塞诗词，说：国之不固，何以家为？鼓励我勇敢从军。
南疆的战事还在进行，但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休整了。不久我被派去贵阳接兵，把别人安顿下，我连忙往家跑，深夜十一时敲响了叔叔的门。我激动得呼呼喘息，眼泪也快掉下了。我心想：差点见不到你了！真是的，在阵地上作梦，也常常是敲响这扇熟悉的小门，一头扑在叔叔的怀里，给他讲战场的经历。没想到，叔叔怔怔地看着我，象不认识，突然地一声喝问：“你干什么？”我说：“么爸，我回来了呀，我出差回来的。”他不相信：“正打仗，出哪样的差？”我说：“我回来接兵。”他说：“拿你的通行证、介绍信我看！”“我没带，放在招待所提包里了。”他指着门：“你给我走！马上就走！回你的部队去！”我才明白了，他把我当开小差的了，立刻抱住他大笑，直笑得他看出来我不是个逃兵，也跟着我嘿嘿笑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呀！唐副营长的妻子，张景波的父亲，我的叔叔，他们各方面不同，但又都是我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我们民族明大义、顾大体的传统美德。
我不赞成把战争写得凄凄惨惨的，英雄人物的下场都不好，这样的宣传好象是叫人家同情我们，理解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国家兴旺，人民富裕，社会公正！这也是我们父老兄弟的希望。如果我们唐副营长家属所在的工厂能主动关心她，免除她每天背着孩子长途奔波之苦，如果张景波家乡政府能使他的瞎眼老父亲不致时时受到别人的威胁……这就是对我们当兵的阳好理解，最大的支持了！
理解………我心中的诗河
………谭忠兴（战士，业余作者）
我是怀着没能进大学门的遗憾来当兵的！
现在我当了四年兵，我再无遗憾，只有庆幸。
者阴山战后，我写了《战士和母亲》，《薄情女》等，最近《滇池》《西南军事文学》等发表了我多篇小说和诗。
与我同时采访小谭的一位总编辑看了他的一个长篇小说部分初稿，认为很有苗头，小家伙很有才华，并且决心抓出来，在他们那里出版。
我庆幸，不是我写了一点东西，而是我心里有一支号，一面鼓长鸣不歇！
我理解我的战友。这是四年来在哪里也得不到的收获。
者阴山战斗是1984年4月30日打响的，29日我作为宣传科报导员到了一个尖兵班待机地。那天下大雨，地面是烂泥，战士们都斜躺在泥水里，雨衣都盖在弹药上。大家很严肃，不吭气。一个战士在吹笛，我是个“音盲”，但他的笛音不仅使我听懂了，动情了，而且落泪了。我似乎是第一次领悟出人间怎么会有音乐。那悠远而又恢宏的音响比一个交响乐团还使我震动，好象把天上地下都塞满了！
我问班长：“你们不怕吗？”他说：“不怕！副团长和我们连在一起！”
他再没多说一句。副团长和他们在一起就能使战士们无畏，使战士们自豪。我多少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永远和大家在一起呀！尤其在危难面前。
小谭翻开笔记本，我记下了他们班长叫蒋兴宽，吹笛小兵叫紫有和，彝族，当时十八岁。
战斗结束后，我在机关分到六个苹果，请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