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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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虽然自己制不出核武器，可是他们倒有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早上，9时日本参谋本部把仁科芳雄召来，向他提供了有关广岛的情况概要。仁科芳雄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担心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类武器的破坏力，作过粗略的估计。现在他所听到的一切和他原来的估计是一致的。当然，那些将军们从他的报告中，听不到什么安慰他们的话，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社的记者跑到仁科芳雄的实验室采访。他说美国人正在传播消息，说他们有了原子弹。这不可能罢，可能么？科学家转过身去，没有回答。他这时几乎肯定是原子弹了。接着政府让他坐着飞机在那己成废墟的城市上空观察。后来美国军官向他提问，仁科芳雄说：“我从空中观察破坏情况，一眼就可以断定除了原子弹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破坏得那么厉害。”
8月9日星期四，天还未亮，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消息就传到东京。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早晨11时零1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恶耗传到正在开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刚在长崎上空爆炸。与会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皇官，裕仁刚从这里向铃木首相发出密令，敦促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首相和文职顾问看法是一致的。别的国家在这情况下，肯定就会立即实现投降。但在日本则并不如此。尽管这个国家已在火海中沦为废墟，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要十分注意保存面子，特别是裕仁的面子。当然，如果军方和全国一致行动，这也可以办到。天皇可以躲进皇宫深处，好象战争完全与他无关。
但有一个障碍。军队不跟着走。在宫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笔直地握着镶着宝石的武士军刀，提出他们的条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日军由日本军官自行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日本法庭审判，敌军占领事前事项要加以限定。要是这场战争不那么野蛮残酷，这些条件或者可以接受。但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不留情的战争，美国人这时自然也无意讨价还价。东乡外相照直说了这一情况：日本已经战败，立即恢复和平是势在必行的。阿南，梅津和丰田脸色铁青，搂着胳臂不说话，于是会议陷入僵局。
接着，内阁会议吵吵闹闹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中间打断了几次，都是由于接到从广岛、长崎和满洲前线送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8月9日晚9时半，铃木和东乡觐见天皇，报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都争执不下，陷入僵局。他们建议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地堡内作为御前会议召开，请天皇驾幸聆听。裕仁同意了。会议从11时30分开始。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两个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顶住文官不让。问他们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的回答表明，麦克阿瑟是多么洞悉敌人的心理。他们顽固地坚持，战争迄今还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接触。这时候是日本的最好时机——把美国人“诱引”登陆，然后把他们“全歼”，就象1281年“神风”的始祖消灭忽必烈的军队一样。这番话很象罗斯福逝世时戈培尔给希特勒打气的话。有人要他们不要忘记，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保卫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他们绷着脸说，不管情况如何，“民族的荣誉”要求“在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决战”。铃木最后奏请天皇作出“圣断”。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传统，天子仅仅只要在场就够了。他亲临参加就已经为他们添福了。但不管怎样，这次裕仁却马上赐复。他站起来，说唯一可行的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会场。散会时，铃木宣布说“天皇陛下的决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决定。”
表面看来是军界失败。但谁也比不上军阀之顽固。从外表看，议定的细节都得到仔细遵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结束，内阁就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晨3时——一致通过在保留天皇统治地位的谅解下，接受杜鲁门的波茨坦公告，并批准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一式电文。电报上午7时发出。因为怕发生政变，这个重大消急没有让日本公众知道，而日本人还以为日本在打着胜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那天早晨，全帝国级别最高的将领阿南大将，把在东京的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事实情况。如果说，叛变的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很多种子真的生了根。到了晚上，就有报告说陆军部和舰队越来越不稳。阴谋进行叛乱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华盛顿的美国人却无意中给了他们时间。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还在考虑：美国人要是知道裕仁保留皇位，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反响。这次，责任又一次落在杜鲁门身上，他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将决定告知铃木。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是，使人气急如焚的是，格仁似乎在拖。接着三天，东京电台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似是不祥之兆，于是总统考虑恢复大规模轰炸。有一次实际上有一千多架B－29型飞机已经腾空向帝国飞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原来的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当时的想法是下决心要使好战的阿南、梅津和丰田就范。在皇宫的防空地堡里，双方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意志对杭的斗争。与会者中，至少阿南大将一人，知道首都某地的军官们正在策划夺取政权，虽然他还没有让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起事。8月14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在华盛顿时间是8月13日——裕仁行使了天皇权力。他把对臣民的广播讲话录了音——而臣民过去从来是不准听到他的声音的，——要臣民向征服者俯首，并在讲话最后说：“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一俟美国同意投降的程序，这个录音就准备在第二天中午通过东京电台播出。
杜鲁门在星期二下午3时50分获悉日本已经停止抵抗。下午7时他向全国宣布了这消息，并宣告放假两天，以示欢庆。
可是，在东京还存在着叛变的危险。8月14日晚至15日晨——在天皇已作出决定，而老百姓还未知晓以前——叛乱的煽动者仍在策划推翻政府。他们找到裕仁近卫师的师长，要他下令给部下，拒不执行即将下达的投降命令。他拒绝了，他们就杀害了他。他有两个部下参与了叛乱，伪造了天皇圣旨，以便把天皇隔离起来，并扣发投降敕令的录音。上午8时，假圣旨已准备好，并盖上了巧妙仿造的裕仁御玺。就在那时，另一个近卫师的将军赶到，把他们逮捕。
星期三整个上午，东京电台一再通知全国注意，中午有“极重要广播”。这几个小时首都动荡很激烈。头脑发热的人企图谋杀铃木和他的两个阁员。阿南大将因为丧失民族尊严，在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有四个叛乱头子也步他后尘。那位当天早上8点钟刚平息了叛乱的将军竟也跪在地上，把剖腹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这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海军中将大西淹治郎，这个神风特攻队之父，也跟着自杀了，他倒是罪有应得的。
英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些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则是拱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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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说，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这还是第一次。伦敦报纸的标题中有这样一条，“这是六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觉得和平来临，但人民并没有感到和平。对非职业军人说来，只有在他们真正踏上归途，战争才算结束。1944年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复员计划。欧洲胜利日前十天，陆军部己开始把那些最勇敢、最劳累的美国大兵遣送回国。
这个计划就是有名的“服役分制”。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月就记一分，在海外服役一个月加记一分。参加一次战斗记五分，战斗负伤或立功得奖的也各记五分。这样，四十个月前应征入伍的一个士兵，在海外呆了三十二个月，参加了六次不同的战斗，负过两次伤，回国时他就有一百一十二分。其他半数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八十五分，全体陆军妇女服务队员，只要达到四十四分，也可回国。对当了父亲的士兵，对嫁给即将复员战士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以及未经合法结婚而怀了孕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还有特殊的规定。
这个制度是再公平不过了，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却气坏了，因为他们的军种没有安排。到了夏天，海军部才宣布计算服役分的方法。可是底线太高，够格的人寥寥无几。六个给国会议员写信抗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又把陆军服役分制底线放低，从而更得人心。到了1945年7月，经过多少文牍手续以后，大规模横渡大西徉的客运终于开始。有一天，七艘停靠纽约码头的运输船载回来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个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皇后”号载回来一个师。“玛丽皇后”号也载回来一个师。有一次，在七十二小时之内，陆军航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