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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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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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那年晚秋，华盛顿还在等待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初次当选的总统的指示，而全国各地则已赶上时代的步伐，可以说从防空洞转到烤牛架了。在五十年代早期，要实现这种生活变化还是容易的。摇滚舞还未出现。唱片商店还没有给十多岁青少年挤得不可开交，顾客主要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爱好的歌曲是关于爱情的，而不是肉欲的。这些音乐是由马里奥·兰萨、朱利·伦敦、托尼·贝内特这样音色圆润的歌唱家所柔情地演唱的。一位名叫哈里·贝拉方特的海军复员军人，在五十年代早期，每年赚七十五万元。他灌的那套《卡利索普》唱片，打破密纹唱片的出售纪录，卖了一百万套。那些捷足先登的顾客，每月买十万套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但是个歌唱家，而且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的主任。这就是说，每笔买卖，他都可以赚两笔钱。但是大家那时都感到这些音乐柔和悦耳，舒适称心，谁也没有注意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米勒的同行佩里·科莫星期六晚上在电视上出现时说，让他回去给人家理发来维持生计也没意见，但电视演播室的观众听到以后没感到这有什么好笑。
“幸运”牌香烟流行歌曲选的广播节目，已经进行了十七年仍很吃香，每星期六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网上演出，替一种当时还认为于健康无碍的商品做广告。1952年第一号流行歌是约翰尼·雷的“哭罢！”1953年代之而起的是珀西·费思的“你的心在哪里？”其他从自动选唱机那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还有“葡萄牙的4月”，“在那烟雾山顶”，维拉·林恩的“再见，亲爱的”，露斯玛丽·克芦尼的“来我家罢！”和特克斯·里特的“正午”。“正午”是第一支著名电影的主题歌，它是从贾莱·古柏主演的同名电影那里来的，据说本是“迪米特里·蒂翁金的民歌”，旋律动人，容易上口，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是忘不了它，把它吹口哨吹了几个月。在各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中，都没有什么使人震动或神经紧张的东西，没有引起人们骚乱的东西。这是一个准备时期，一个喘息时期，是伸伸懒腰，休整一番的时期。那些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是理解这情况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同意这种看法。现在是喘口气的时期，时代的精神是温和节制。”迪安·艾奇逊也劝朋友们“按大自然规律去做，那就是要有一个休耕时期。”
在杜鲁门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有个名叫莫里·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漂亮动人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弗吉尼亚·泰伊进行催眠，在心灵学史上写上新的一页。在伯恩斯坦对她催眠之前，她不过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他的催眠术控制下，她讲话是一口柔和的爱尔兰土腔，能跳快步舞，自称是个爱尔兰妇人，名为布里迪·墨菲。有人在爱尔兰认真调查，发现确曾有这样一个人。这人是1758年在科克市出生，并葬在那里的。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但以布里迪身份说话，而且还对十九世纪早期的科克市有渊博的知识，了解它的人民、地理和风俗习惯。《丹佛邮报》登了一系列关于她的文章而后，弗吉尼亚就成了轰动全国的人物。伯恩斯坦写的关于她的书《寻找布里迪·墨菲》翻印了八次，她的以布里迪身份说话录成密纹唱片，卖了三万张，每张五元九角五分。
精神分析专家们虽然给她弄得目瞪口呆，但还是说弗吉尼亚很可能是把很多在下意识里的记忆片断积累在一起。果热，《芝加哥美国人报》发现，在弗吉尼亚最易形成深刻印象的儿童时期，有一位娘家姓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就住在她家的对面。这位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市。在这个孩子的请求下，她曾多次向这孩子讲过她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和她从妈妈口里听到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还是不高。布里吉特·巴多主演的“上帝创造女人”所引起的轰动，颇能说明五十年代的情况。《时代》惊叹说“布里吉特躺在那里，从头到脚有整个宽银幕那么大，屁股朝天，毫无遮掩，就象电影检查员的吃惊的眼珠一样。”于是他们执行职责，这位法国的著名尤物只能在最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上演，而且还不是常常看得到。普罗维登斯市，沃思堡市，孟菲斯市，和费城完全禁止上映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取得压倒优势的那个月，电影院经理们以为立体电影会有些新花样。创制立体电影的人说它是继有声电影之后的又一发展。这是按照三元摄影术原理拍摄的。你戴上硬纸镜框的眼镜，那你就象坐一部滑行轨道车到处乱闯，以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冲下来，或者看着一支镖枪一直从银幕飞来插向你的喉咙。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立体电影故事长片《布瓦那魔鬼》在洛杉矶市上演。一周内赚了九万五千美元。有人说要戴眼镜看戏，卖座力最后就会降低，派拉蒙电影公司一个巨头说，“如果你能够让他看到他想看的东西，那他就戴上马桶座圈也愿意的。”接着这种玩意儿不再是新奇了，果然，它就象维他风那样，再没有人过问了。
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时，还同时出现两种狂热。一是飞碟，另一种是号码油画。第一次发现飞碟据信是在1947年，那时华盛顿州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发现有九个状如浅碟的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的飞物，在雅基马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上空移动，时速为每小时一千二百英里。到了艾克当选总统时，被弄得莫明其妙的空军，每个月要分析研究五十宗飞碟事件。到了五十年代末，耗费在研究飞碟上的费用将达五十万元，而这个飞碟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神秘莫测。
至于号码艺术，那倒没有什么难于理解之处。那是外行冒充内行的玩艺儿，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进行什么创造，就可冒充是个画家。这十年的特点是骗局层出不穷，因此这种号码油画可说是文化界的风标。想出这种以号码标明着色方法的画布的主意的，是底特律帕默油画颜料公司。顾客可以买一幅轮廓已经细致地勾描出来的静物，或者说一幅画像——米尔顿·伯利是最受人欢迎的。同时配好五十种油画颜料或水彩，每种都有号码注明。油画布或画纸上注有相应的号码。比如深棕色是十四号，那你就在注明十四号的画面上涂上深棕色，如此类推。用帕默公司的办法，你可以把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十一元五角（外加税款）的代价复制出来，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金框架”免费奉送。框架其实是塑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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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早上五点平，晨星未褪，两个穿着厚大衣、衣领翻起来挡风的人从曼哈顿岛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出来，走进停在路旁的黑色轿车。一个是特工处特工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美国当选总统。时间还早，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