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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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美亚》杂志事件搞到舆论沸腾，杜鲁门也为之忐忑不安。1946年末，他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可能会出现的对国内安全威胁问题。1947年3月21日，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他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调查方案》。但是，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国务院没办法，同意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来检查有关人事档案，这是很失策的。领导调查的人是个共和党人和坚决反共分子，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叫罗伯特·E·李【与美国内战时南部名将同名。——译者】。李把一百零八名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在国务院服务的人的档案带走。档案内容完全未经审查，包括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未经核实的提法，恶意中伤的闲言蜚语和后来证明是伪造的材料等等。有些连材料来源也还没有注明。另一些材料则往往反映罗伯特·李的小组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个工会领袖仅仅因为他搞罢工那个厂的厂主提出指控就被列为共产党人。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另一个众院小组又要国务院把李提出的名单根据新的情况补充一下。国务院回答说，原有的一百零八名中，现仍在职的只有五十七人。于是，这份名单和有关卷宗又回到档案架上，不了了之。但是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后来又再会有人提到的。
1948年初，众院又有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政府要全国标准量具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就声称他对共和党这样查根问底感到厌烦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机关把人事档案作为绝密材料保管，对国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传讯都予以拒绝。不顾上下文内容，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章节，使政府无从辩白，无形中助长了这种诽谤。这使总统的处境十分难堪。但杜鲁门的指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坚决反共分子既然没有官方材料和他们对证，更加不负责任乱说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就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共产党阴谋之所以层出不穷”，民主党应负其责。民主党领袖人物竭力否认，但是有些民主党后座议员也和共和党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说，在雅尔塔，“重病缠身”的罗斯福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意见，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路要地“给了”苏联。他说，政府曾试图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杜鲁门总统对待蒋夫人，如果不是“轻视”，也是“很冷淡”。国务院由于听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之类的顾问的意见，把美国战时的收获都糟踏掉了。肯尼迪得出结论说，“中国悲剧的经过就是如此，而我们曾为了保护它的自由而战斗过的。美国青年人辛苦得来的果实，却被我们外交家和总统浪费掉了。”
肯尼迪曾一度和坚决反共分子走在一起，这个事实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可能和他后来的历史有关。其他争论中国问题的人则更加有煽动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这个坚决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告》，谴责华盛顿官僚们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武器，束缚了蒋的手脚。卢斯报系的报刊在这问题上态度激烈。亨利·卢斯本人生于中国山东省，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现在他就成为后来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些人似乎要不顾一切，对国民党极力支持，连他们对美国应有的忠诚也不顾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声称，雅尔塔会议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后，攻击的水平就越来越低。共和党开始把他们在国会的对手称为“叛国党”的党员——雷伯恩认为这个诽谤出自尼克松，从此对他永远怀恨在心。南达科他州的蒙特要求总统在政府雇员中，把那些“由于有亲苏倾向从而使我们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乱”的人“清查”出来。【在共产党问题上，并始出现一些特有的用语，什么不管这些“共产民主党人”，怎样对嫌疑分子“悉心照料”对“同路人”“宽厚为怀”，也必须把“自由世界的敌人”“清查出来”。正如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格里菲思所指出的，在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之前，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尤金·考克斯就己就颠覆问题发表庄严声明，说“我手中掌握了……。”而他还不是唯一的一个。】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称，苏联间谍就象舞毒蛾一样，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里奇指控迪安·艾奇逊，说他在约瑟夫·斯大林那里领津贴。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则认为，凡是向蒋介石提出意见、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产党之效的美国人，几乎都可以据此列之为罪犯。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卖国贼的头面人物”，“睁着眼睛说谎话”，他和“这伙犯罪的卖国贼和姑息共产党人的人携手合作，在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不断影响下，至今还继续把美国出卖”。
这些过激的责骂似乎一回比一回厉害。1949年12月，两院的共和党人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说，国务卿已失去全国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经不再可能，应该由总统免职。这时，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以为反对党已经走到头了。这份绝无仅有的决议最后送到哈里·杜鲁门的办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走到了头。他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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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把共和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确，他们中有些人不但表现得活象歹角，而且还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个看热闹的人，随便在哪个下午走进参院观众席，就可以听到政府被谴责为“乳臭未干的假自由派”，发出“可怜的号叫”，“把共产党和那些怪人视若神明，”而正是他们把中国出卖成为无神论者的奴隶。至于最厉害的话，则用在“国务院里那些按莫斯科共党路线行事的跳梁小丑”上，他们“喷出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而那个“红色教长【原文是Red Dean，当时称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坎特伯雷教长为红色教长，艾奇逊的名字是迪安（Dean）与教长一词同音，称之为红色教长，影射其同情苏联。】却在莫斯科主子脚下感激涕零”，在那里“哀鸣”，“啜泣”与“瑟缩”。有些时候，连记者们也怀疑，苏联政治局内的反美言论，是否会象国会大厦里听到的言词那样恶毒。
有些时候，在国会里也听到理智的声音，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当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把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一个民主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硬说利连撒尔在田纳西流域管现局内包庇过共产党。麦凯勒问他是否在脑袋里也有个苏联革命的样本。这位作证人回答说：
『我脑袋里确实有这么一点，参议员先生。……民主政制的原则之一，就是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这些人不管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竞然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还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毁灭。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但这样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对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奋作用而外，这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的利连撒尔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国内对颠覆活动的恐惧心理，可以用提出证据和诉之理智来加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这种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必须让它发个透，才能停止胡话梦呓。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于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为一种凶狠势力。参议员塔夫脱谙于此道。他和他的共和党的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在坚决反共分子们进行了一次口头攻击以后（什么“在我国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务院内有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中国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塔夫脱对记者说话就露骨了，“要把国务院内的共产党人除尽，唯一方法是更换政府首脑”。换句话说，他正在为1952年作准备，到了那时，人民就有机会选举新总统，而罗伯特·A·塔夫脱很有可能获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明白，“一切归结为一点：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竞选中得胜？”
但是民主党也是想竞选胜利的。哈里·杜鲁门很了解，猜疑的范围愈来愈多。而且，对他来说，还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共和党确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苏联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倒是从莫斯科派来真正的特务，而作为国家元首，他要对国家的安全保卫负责。杜鲁门是在1945年9月那个晚上以后，就开始怀疑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供词都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萨女子学院毕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担任苏联交通员已有五年之久。她从华盛顿那里得到极密文件，把它们交给在纽约和她联系的俄国联络员，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三十多个前政府雇员中，有劳克林·柯里。他从1939年到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过中国，现在是派克大道一所进出口商行的经理。还有亨利·德克斯特·怀特，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还有威廉·雷明顿，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是商务部里步步高升的红人。钱伯斯则提出罗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是共产党员，其中特别是阿尔杰·希斯。他快将离开国务院，去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主席了。
杜鲁门也和其他人一祥，听完他们的供词以后，是持怀疑态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