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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大帝国的涅盘-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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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把官兵称为“毛贼”,有被俘虏的,就被捆起来投入沸水锅中,或者凌迟处死;官员则都被指斥为“贪官”,统统剥皮。如果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手艺不够高,粘皮带肉的话,就换人把刽子手的皮也剥下来。

还有乡绅被石碾碾压成肉酱的。

张献忠的文华殿大学士严锡命,向他老人家上了个折子,说他老人家此前子嗣未广,主要是因为工作对象有问题:“皆由兵间所掠女子,不足以配圣德”,建议他重新娶个德才容貌兼备的老婆。目前有个现成人选,崇祯朝最后一个宰相陈演的小女儿,才德色俱全,似乎够资格当大西朝的皇后。

张献忠先生琢磨着这门婚事也不算太吃亏,就同意了。

过得几天,宫中忽然传出消息,说陈娘娘想要“斋僧”,通俗地说,就是想请和尚们吃顿斋饭,有时干脆发钱,算是行善积德兼炫耀排场的一种方法——这在当时的大户人家也是常有的事儿。

据说是大和尚赏银十两,小和尚六两。成都的和尚们乐得不得了——也不动脑子想想,张献忠的饭是好吃的么?

据说有些人趁机剃掉头发混入和尚队伍,还有行贿的——有小儿恳求和尚:“我愿剃度为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到这一天,几万真假老少和尚入寺领钱,大兵们关闭寺门,每十个和尚用绳子穿一串,全被杀掉了。

蜀王府的宗室疏属多在灌县,张献忠发兵包围灌县,无论宗室细民,尽皆屠戮。

投降的官员是不是日子好过点呢?也不见得。

有位江鼎镇先生在张献忠朝廷里当礼部尚书,考试总裁,相当得意。逢迎春,张献忠问他老人家应该走哪个门妥当,这位江先生满腹经纶,脱口而出:“走东门。”可张献忠先生既然把国号定为“大西”,自然希望一切都带个“西”字儿,听见这个“东”就老大不乐意了,问他出于何典。江先生乐了,考典故啊,这个俺在行,“出《大明会典》”!

这把张献忠先生气个半死——敢情您老还知道有《大明会典》啊?当即下令把这家伙拖出去痛打一百军棍,江先生有位门生何某,愿意替先生代挨五十棍。结果,第二天师生两家一起被满门抄斩。

兵部尚书龚完敬更糟糕,以细故惹火了张献忠,堂堂国防部长,居然被剥皮。具体操作流程据说是这样的: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背脊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往两侧慢慢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有点像蝙蝠翅膀。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剥皮是个非常细致、需要相当技巧和耐心的工作——操作者本身风险相当大,剥不好要把自己也填进去——如果被剥皮的人在工作完成之前,不巧自己吓死了,负责剥皮的人也要被别人剥皮。

据说孙可望曾好奇地问被剥皮的人感觉如何,对方说是“死得快活,浑身清凉!”颇有点金圣叹临死大口喝酒大呼痛快的味道。不过,按这种死法,痛则痛矣,快则未必,绝对谈不上“痛快”。

龚完敬先生被剥完皮之后,他的皮囊还得装上草,穿上平日穿的衣冠去游街示众。张献忠先生的逻辑是:“文官怕没人做耶!”

有位大西朝的夹江知县,想拍马屁,给张献忠送荔枝。但这位老兄不知怎么头脑发热,把荔枝核去掉,用盐渍上,以为这样可以保存得长久一些。张献忠大怒,命近臣王珂去宰掉这个笨蛋。其左右求情,说这位县太爷是个没见过荔枝的乡下人,虽然糊涂,但罪不至死,张点头,嗯,你们说得也对。随即发一道诏书:“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吧!”这道诏书后来落到资阳某人手中,到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录的是诏书原文,语言相当平实近人。

他还假称进行科举考试,要求地方官把读书人都送到成都来,不愿意来的押也得押送来。来了之后在大慈寺里点名,高于四尺的统统拉出去杀掉,他们遗留下的笔砚堆积如山。据说只有两个士子实在年纪太小,还达不到绳子的高度,被留下来当书记。其中一个小孩子叫做欧阳直,嘉定人,后被张献忠裹挟到川北,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侥幸逃脱,和彭遵泗的叔祖是亲家,因此这桩暴行才得以流传至今。

据说张献忠还开招武举人,把候选人都撵到操场里,再撵出千余匹劣马,让备选武举们自己去找一匹骑上。然后,旁观的献军士兵齐声鼓噪,金鼓齐鸣,群马受惊,狂跃奔腾,马上的人都被摔下来踏为肉泥。

张献忠这样开科取士,搞过好几回,倒也不是回回都搞这么要命的恶作剧。

至少有一回,他正儿八经点了个状元张大受,文武双全,状貌奇伟,手下纷纷拍马屁,说我大西皇帝得一天下奇才。张献忠颇为高兴,赏赐这位状元公刀马金币,赐宴时心血来潮,又批准把桌上的金银器皿全赏给他。第二天一早,状元入朝谢恩,张献忠再赏宅第一座,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再明天一早,状元又入朝谢恩,张献忠皱皱眉头,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教他再来见咱老子。”

结果这位状元先生,糊里糊涂地给宰掉了。

据说张献忠曾亲见天神对他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自己再加了两句:“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让所属州县刻石昭录,称之为“圣谕碑”,就碑文读来,确乎是劝诫的意味。但有些史料却又记载碑文为:“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将其称之为“七杀碑”。刻有这两种碑文的石碑,据说都有残留下来的,但究竟孰是孰非,却又成了历史的谜团。

“七杀碑”只是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但当事人留下的亲身经历,却确确实实在向我们讲述历史的真相。

曾经闻名天下的蜀锦制造,也因明末这次大动乱而没落,只有孙可望留下了十三家织工,后来将他们带到了云南。所谓的云南“通海缎”,就是这些织工所传下的蜀锦遗孑。

六、大西政权的败亡

张献忠攻入成都的时候,清军已经入关四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尚在苦守山西,南京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奉立小福王监国,天下正在混乱中。

但张献忠没能抓住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他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并没能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反而因为率性妄为,残忍嗜杀失尽了民心,也摧毁了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

明朝残余力量因为他不留余地的杀降杀俘政策而被迫拼死抵抗,并与南明福王政权取得联系,获得了正统地位;地方上稍有些力量的强者,也总是试图反抗他。

纵观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说,他虽然在谋士们的劝导下,也曾一时心血来潮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在这方面迈出了脚步,但骨子里,他仍然只是个“流贼”,信奉的还是罗汝才式的流寇理论:“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张献忠在那个纷繁动乱的时代里,不是一个具有帝王风范的领袖。他最喜欢采用的手段就是杀人,而只会杀人的皇帝,老百姓是不喜欢的。

两千年曾有一段智者的对白。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孰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张献忠显然不是个“不嗜杀人者”。

他也是牛金星所说的“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

张献忠攻陷重庆之后,随即向成都进军,并未留多少兵力守城。防守长江的明将曾英,尾随其后,于一六四五年初占领了重庆,川东溃散的明军士兵和难民纷纷归附他,重庆一时成为川东抵抗张献忠的旗帜。

对此,大西政权当然不能忍受。二月间,张献忠派刘文秀率兵三万再次攻打重庆,进抵合川,据多功城为营。多功城是南宋威抵抗蒙元而建的堡垒要塞,今属重庆渝北区。

十八日,刘文秀在此兵分两路,陆路攻佛图关,水路自嘉陵江而下,夹攻重庆。曾英得知情报后,先将老弱难民送往涪州,只留下精锐部队,准备与刘文秀决死一战。他以于大海防守嘉陵水路,在沙坪龙门设防,张天相防守佛图关陆路,并再三叮嘱这两路不得出战,任务是把刘文秀牢牢钳制住。

随后,他亲率五百轻骑兵,绕道潜出多功城。刘文秀轻敌,疏于防备,多功城被一举攻破,断了后路。曾英随即取大西军旗帜,沿嘉陵江急行,与于大海合击刘文秀主力于沙坪龙门。

当时的古战场,即在今重庆沙坪坝与石门之间一段江面上,江中有石矶两座,分水路为三,在此下游,还有数里长的鹅卵石滩涂伸入江中,在二月枯水季,与嘉陵南岸之间仅间隔数十米。

余大海以竹笼装卵石,沉入江中为堰,并以竹索、铁链横截南北,隔断嘉陵水路,自率水陆军在石矶和两岸设防抵抗。刘文秀至此后,顿兵不下。曾英遂伪装大西军,自背后突袭,于大海也趁机以水陆两路夹攻,刘文秀大败而逃,舰船损失殆尽。

曾英随即又挥师击败陆路大西军于亭溪。这是张献忠军自入川以来,遭受到的最大失败。

自成都逃出的参将杨展,也收集旧部数千人,于三月初六,自永宁攻叙州,以守备马应试偏师夜渡雪滩头,次日晨与大西军战于南岸,生擒两千余人,大西军溺死无数,南明军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但杨展随即被张献忠派来的孙可望击败,退到鱼腹关自守。

张献忠的处境也逐渐开始不妙起来。李自成在清军多铎的进攻下,放弃西安南下进入湖广。四月间,李自成留在陕北的部队在李过、高一功率领下,放弃延安、榆林南下,自川东北南下湖广追赶李自成主力,这支部队一路攻陷川东北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大西政权的东北方门户洞开。

此时张献忠更加暴躁,遣兵四出屠戮,称之为“草杀”,作放弃四川的准备。

保宁等大城市相继被屠城,成都市民也被有计划地分批屠杀,大西军以人手验功,在验功的地方,人手堆积如山。甚至有些大西军的将士,因为实在不忍心下手,干脆自己自缢身亡或逃走。张献忠的总兵温自让率百余骑兵逃跑,其全家被杀,温有个小儿子,粉白可爱,张献忠在孩子周身烙上万字符,称为“锦孩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遭剥皮而死,全家被屠。

被派出担任“草杀”任务的各路部队,都不敢把杀人数据报得太低,为了让张献忠高兴,大兴浮夸风。孙可望报杀男子五千五百八十余万,杀女子九千二百万;刘文秀报杀男子九千五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万;李定国报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万;艾能奇报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九十六万……累计数约六亿八千万人。

所以清人编撰的《明史·流寇志》说大西军,“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据显然是浮夸的,但浮夸的根源,还不在于清人,而在于大西军上下因畏惧张献忠而编造的数据。后世所谓清人“诬蔑”张献忠之说,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为例,认为当时四川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并进而推论连“张献忠屠四川”都是清人的栽赃。

编《明史》的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毋庸置疑,在感情上当然会有所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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