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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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虽举其贤能，而特戾密陈，其露章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事，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论，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惟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皱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京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