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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红五军团传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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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五军团和一、三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广昌失守,严酷的现实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种打法感到强烈不满。野战司令部遂与29日晚在头坡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广昌战役和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到会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来、顾作霖等,各部队首长有: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

博古在台上闷闷不乐地坐着,目前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撞开了,今后怎么办?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也没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托的李德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尽管如此,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制定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博古环顾一下四周,见人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一、三、五、九军团各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敌人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点,敌人目前越疯狂,就说明他们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接着,博古又继续讲道:“眼下我们虽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总结一下,休整一下,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博古讲这番话无非是想宽慰一下众位将领,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轰”的一声,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开来。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近六千,敌人伤亡不到三千,怎么能说是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像这样打下去,老本会赔光的!”

“今天叫在这突(短促突击)一下,明天叫在那儿突一下,我们军团给突突得差不多了!”

……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也愈发尖锐、犀利,朱德作为野战司令员,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想从侧面提醒李德,不该照搬正规战、阵地战的原则。可李德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仗打成这样,朱德心里也很恼火。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还是输了。”

朱德一番实事求是的发言,令全场顿时静下来。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脸立时就阴沉下来。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没有理会他,又继续讲到:“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来,损失就会小一些。彭德怀同志曾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下面的各军团指挥员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李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诿下去,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于是站起来说:“这次广昌战役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说完话锋一转:“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时,我们的火力又没有组织好,再加上实施短促突击的时候不够坚决……”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怎么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懂吗?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李德一听,是彭德怀对自己提出的“短促突击”有意见,大为不悦,于是傲慢地说道:“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有一点缺点?”

彭德怀一听更火了,气愤地说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一战,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呢,每战都在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本想停留半天消灭被围的最后一个营都不准……,第二次打南丰,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红军将士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垮了……。这次广昌保卫战,结局你们看到了,完全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开创至今已有8年了,创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崽卖爷田心不痛,就这样被你们送掉了!”

一番电闪雷鸣般的怒火喧泻,彭德怀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过后,他觉得翻译没有把他的话完全讲给李德听,便扭头对身后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道:“尚昆同志,你把我后面讲的话告诉他(李德)!”

杨尚昆和其他在座的高级指挥员们,无不为这番话在内心拍手称快,他曾留学苏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听彭德怀这么一讲,便毫不犹豫的站起来用俄语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一个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

此话一讲,李德顿时暴跳如雷:“封建!封建!你不满意,就是因为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

彭德怀是个宁折不屈的真汉子,针锋相对地冲李德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样去战胜敌人的问题,你硬要往其他事情上扯,简直是下流无耻!随你怎么说好啦,开除党籍、公审、杀头,我都准备好了!”

博古站起来,向杨尚昆一挥手,似乎怪他多事,不该翻译后面那几句话,接着严厉的对彭徳怀说道:“老彭!太过分了,就凭你对顾问这种态度,就得给你处分,你们先回去吧,以后再谈。”

会议不欢而散。彭德怀毫不留情地在会上对李德、博古等人开了一炮,所幸他们慑于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对他有所动作。只可惜,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广昌战役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岗、建宁、永安、连城等地,并集中三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推进。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也把主力红军分成六路,实行所谓“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想处处设防,却防不设防。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五军团与三军团并肩作战,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敌精锐第八十九师一上来便发起数次强攻,均被我军击退。由于这一带全是小丘陵,期间遍布着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供双方利用。敌人攻的猛烈,红军将士守的顽强,胜败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此后的几天时间,英勇的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硬是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将敌八十九师打得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第三天,敌人又换上新的部队重新组织进攻。wωw奇Qìsuu書网担负正面防御的三、五军团相互协同,一直坚持到8月28日,因伤亡严重(共伤亡2300余人),不得不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形势越来越糟,博古不得不决定再次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的政治局委员,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军团长、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首次参加的军委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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