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那些事儿-第2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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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

沈惟敬接受了。

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

其实丰臣秀吉并不知道，他已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

因为沈惟敬同志压根就不算是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惟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日本和谈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

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

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

＇1236＇

和谈结束了，沈惟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

按说到这个时候，沈惟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星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

这话要换了宋应星，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星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惟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

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星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

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作出部署，仅留刘珽、骆尚志等人，率军一万五千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

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

宋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

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禄米），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

三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伏，力战死。

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

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逊，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我认为，写得很不错。

四百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

＇1237＇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1238＇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捡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1239＇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1240＇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