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那些事儿-第2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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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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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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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以,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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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焦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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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帐,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于是,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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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士兵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也很少出场,撤回国内也好,朝鲜养伤也好,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