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那些事儿-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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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作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
张璁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的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璁说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张璁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
张璁，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
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
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黜为民）。
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独言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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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木偶
张璁算是废了，虽说他四肢俱全，没啥明显缺陷，但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
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作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就知道这哥们了不得了，张首辅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
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旧时邻居一股脑全都找上了门，弯来绕去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
而在朝廷之中，深夜（白天实在不便）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切都被张璁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致仕。
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遗憾的是，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
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
于是张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1531）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
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申请退休（真心实意，童叟无欺），经过反复挽留（一次），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不想混了），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璁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嘉靖三年1524），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
但张璁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对比后来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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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张璁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璁离开了，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璁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谕：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从一品），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的确比张璁聪明，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璁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
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
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
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璁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1522），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
张延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加凶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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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
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但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
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得冒烟的生活。
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
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的，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他接替李时，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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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立着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作为张璁的盟友，在朋友倒霉的时候，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的一贯原则——落井下石。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只要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
可慢慢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实在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璁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
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靖腻烦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
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
嘉靖二十年（1541），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进见。
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嘉靖不由分说，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
夏言懵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干休，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你故意闹事，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致仕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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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了；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开始满怀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