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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老舍自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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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

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

①诗作有:《北碚辞岁》雾里梅花江山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述怀》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四海飘零余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份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躯体的。一病倒,诸事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招急生气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它恫吓与示威啊。病,客观的来说,会使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咱它含羞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的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

三、四大皆空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几天,我不能工作。因为我要作写家,所以苦了老母,她可是永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不识字,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她可是总含笑的问:“又写书哪?”这是最伟大的鼓励,她情愿受苦,决不拦阻儿子写书!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我到成都,见到齐大的老友们。他们说:齐大在济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敌人占据,大家的一切东西都被劫一空,连校园内的青草也被敌马啮光了。

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五条命能否有足够维持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的说。她们的命短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

器物现金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再买再挣就是了!呕,恐怕经了这次教训,就永不购置像样儿的东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会再攒钱,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费。我想,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了钱便去旅行,多认识认识国内名山大川,或者比买了东西更有意义。至于书籍,虽然是最喜爱的东西,也不应再自己收藏,而是理应放在公众图书馆里的。

第八节 “文牛”与“愚人”

一、文牛

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办。

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面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

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又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头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开始觉得:“我完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呢?至于补品,猪肝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金,而中药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白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

朋友不仅拿你当作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

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写了:

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

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点努力的痕迹来了。

二、愚人

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祥子》,《樱海集》,《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收入就不多。

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

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时时不满意我的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了!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是晓得我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你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不但失去工作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

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堂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老像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就必须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放烤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

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新的技巧与本事。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钱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

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

三、文艺与木匠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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