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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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诺于40年代后期同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离婚，同洛易斯·惠勒结婚。洛易斯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纽约戏剧演员，他们有一子（克里斯托弗）一女（西安）。斯诺早期在中国的经历和他的成名都有海伦的一份，而在他后期备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及半流亡的生活中，洛易斯成了他最好的伴侣和精神支柱。1970年的中国之行在洛易斯是第一次。

对斯诺回到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宋有好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其中有一次是在国庆节（那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洛易斯·斯诺叙述了这几次会面的热烈情绪：“宋庆龄一直是埃德①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在她家里放着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们大约8岁和6岁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寄给她的。看见这些照片，真让我十分感动。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③

①对埃德加的昵称。——译者

②斯诺夫妇的儿子和女儿。——译者

③洛易斯·惠勒·斯诺着《庄严的死亡》（英文），第77页。

他们同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得很多，但在斯诺关于这最后一次访华的著作中却什么也没有说（这本书斯诺因患了绝症而未能亲手完成），这是很异常的作法，因为以往他总是详细地记述他同宋庆龄的每一次会晤的。也许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嘱咐他关于这次会晤什么也不要写。

但在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①有些线索可寻：

①斯诺笔记承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斯诺基金会的罗伯特·法恩斯沃思博士提供。

9月3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上，斯诺夫妇见到了宋庆龄（“作为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在一群显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高级代表。

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园中已是深秋景色、显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鱼都已捞走了……她的女秘书对我们这样说。男秘书陪我们……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树龄的石榴村旁——溥仪出生时这树已经在那里了。（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完全没有提到同宋的谈话，显然是因为游花园后没有时间了，游花园也许是工作人员故意安排来消磨时间的。）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①

①《复始之旅》一书是斯诺离开中国多年、处于低潮时期写的，宋庆龄曾指出其中一些事实错误以及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嘱路易·艾黎转告斯诺。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话中，加上‘公开’一词。”他又带点嘲讽意味地接着说，“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得意。《生活》杂志在那张老大的《纽约时报》上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广告——也是这张报纸早些时候曾拒绝刊载重要的周总理访问记，深怕上斯诺的赤色宣传的当。现在美国却听不够了。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对自己十年前访华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作了自我批评式的评论：“……现在我重读这本老书，常常要惊叫起来……当时我对群众的无知和偏见过于迁就，以致对美国过于宽大了……现在，《纽约时报》也在发现中国是个好地方，但当时——在书评栏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没有篇幅登别的东西了……

“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是妖怪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行径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斯诺又说，除了一些错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但他不愿对此自吹自擂。“请告诉对我的批评家们……我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愿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纠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态度。

但时间不允许了。在他写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关键的年份＇

1971年，《年谱》上没有任何记载，但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在国内，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败仓皇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机毁人亡。这是9月13日的事。到11月，事情的内幕还没有完全公开，宋庆龄在11月11日给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的信上，赞扬他没有急于报道此事：

“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可不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这么说吧，这是一场噩梦——‘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①不管怎么样，勃鲁托斯还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缩写），都是他自己的阴谋的牺牲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出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①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据朱生豪译本）。勃鲁托斯是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以后自杀。——译者

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窃踞了二十多年，现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这反映出中国革命在它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变了局面，而美国则支持蒋集团直到最后失败。

这样，中国尽管在国内遭到困难（一度有趋于危殆之势），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不断上升。

宋庆龄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私人通讯中她写道：“（1971）对我们和对全世界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中国现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从联合国的讲坛上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愿1972年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1年12月22日。

正由于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她在听到大弟（只比她小1岁）子文去世的消息时，还不至于太难过。宋子文是因为意外事故（在美国一家餐馆用餐时骨头卡住了咽喉）而死的，享年77岁。这位金融家、前国民党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争执和歧见大体上和霭龄、美龄差不多，但两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要深一些——他有时还支持她的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来是为了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接触，或者更明白一点说，是为了承认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二十多年来美国官方一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也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打破了持续五年的沉默，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访问前夕，她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①。文章的论点不是说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说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①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那末，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她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主要是在质量上——之后，她接着说：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必然是和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一军事集团联系起来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做法完全……是国际互助。”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毛主席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

她为这一历史性的全面进展而感到自傲，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挫折和困难犹如即将消失的乌云。

因患关节炎和尊麻疹，她没有参加官方对尼克松一行的招待会。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要我参加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但我在海外的朋友写信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没有见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着说：

“很多美国人去参观了我们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察看我丈夫书房里原有的藏书，甚至还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显然是针对国外有人幻想新中国或她本人会改变根本观点）：“他们会发现卡尔·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2年3月4日。

1972年之后，来华的美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安上学时的朋友（来的常常是这些朋友的继承人或后代），有各个革命时期同她在政治上有关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还对中国不友好、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新的发现者”的人。对这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