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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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楚中我不由又想到从我手中失落出去的李戍孟的书。一九八○年暑假我曾专程去我乐岭农场找过那个姓董的二劳改，但那时他已举家离开了农场，去向不知，让他保管的书稿也就这么失落无踪了。当时站在董二劳改那破败的泥屋前面，我久久地像失落了魂灵般默立着，惆怅中我不由又想起那句“每一座坟墓里都埋着一本书”的话。
此情此景我才真正地体会出这句话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李戍孟的书被埋葬，冯俐的文字无法成书（又何尝不是被埋葬），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他俩的在天之灵。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冷丁生出一种“补白”的欲念，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桩事完成起来会多么的艰难。
说到晋城之行还须提及一件意外的事，离去时我提着包在覆雪的月台上小心翼翼行走，一晃眼我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个中年女性十分面熟。她穿一身淡灰色袍状羽绒服，头上围一条同样是灰绸子的围巾，被围巾裹绕着的面繢秀美而白皙。见过的，她是谁？我的头脑快速运转，正待要擦肩而过时我脱口呼出一声“王妃”。这声呼就犹同一阵突然袭来的寒风令那女子浑身打了个战，同时立得定定的，两眼惊惧地盯着我。她这副模样使我明白我喊得没有错，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刚才的一声呼是多么的冒昧与失礼。我赶紧说声对不起。接着又自报家门，说我姓周，叫周文祥。她仍然充满惊惧的眼光证明了她并未将我对上号。我又说记得吗，我乐岭，我是张撰的朋友周文祥。这时我从她变化的表情上看出她记起了我。果然她开口道：你是周……张撰说起过你。我点点头。她又说可我没见过你。我说我见过你，五一节演出，《白毛女》，女声小合唱《我们的田野》还有一根绳。她点点头，说记得的。我说那不久你走了，没过多久张撰也走了。她没吱声，垂下了头。我问道，你知道张撰的下落吗？我一直想与他联系的。她仍然不吱声，眼泪却从眼窝里涌出来，一滴一滴溅落在脚下的雪地上。我的心一阵发紧，心想张撰怎么啦？有不测？还是他们分开后没有聚合？这时我冷丁想起张撰对我说过的他与王妃约定的联系方式，那方式确实奇特而智慧（张撰的说法）。我问王妃道，你们分开后见没见过面呢？王妃摇摇头说，我没有见到他。我说怎么会这样，你们约定的联系方式是万无一失的。王妃叹口气，又摇了摇头，然后以极其简约的话诉说了后来的事。
她说她离开我乐岭是无奈的，那老干部把她接到家里先让她做保姆，后来他老婆去世了就正式娶了她，再后来老干部也去世了，这时就到了一九八○年。她办完丧事后便匆匆赶到北京去赴约，走进那家邮电局询问有没有没投递出去的“王妃收”的信件。居然找到了，厚厚的一大摞。邮电局的人说这些无法投递的信件很有趣，每封信的背面都画有一幅画，有人物有风景，很艺术。即使投递不出去也没舍得丢，保存着。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不再有信来。邮电局的人说完十分好奇地问，你的真名就叫王妃吗？她也不晓得为何竟点了点头。邮电局的人又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叫王妃可是名副其实哩。她便不再作答，赶紧从众多信件中查找出日期最近的一封，邮戳上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发信地址是S省永乐县群众艺术馆。捧着这封信她失声痛哭起来，也不怕当着邮电局那么多人的面。三天之后她便来到了张撰所在的地方，那是一座被风沙弥漫着的小城，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她找到了县群众艺术馆。她说那一刹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疯女人，一踏进艺术馆大院便高声呼唤张撰的名字，一声连一声地呼唤。闻声从各屋拥出很多人，里面却没有张撰。她仍然大声呼叫，张撰呢？张撰在哪儿？一个人说张撰去世了，你是谁？又一个补充说已经一年多了，你是他什么人？她说到现在她还感到奇怪，闻听张撰的死讯她竟然没怎么吃惊，也没哭，只是怔了一会儿便离开了那个张撰“改正”后工作的地方。她说也许是信件中断这一事实早在她潜意识中投进了不祥的阴影，一进院便高呼张撰其名不过是意欲驱逐内心中的恐惧。她可悲的永乐县之行只是落实张撰的死。
她说毕这个过程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哽咽说道，我对不住张撰。我欠他的情，欠得太多太多，可已经无法偿还了，永远也没有机会偿还了。说到这儿她用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里往地下落。这时我头脑中跳出“悲痛欲绝”四个字。是的，不如此王妃断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哭泣不止。我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待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她说，张撰是在期待爱情、期待新生活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应该说他是幸福的。要知道许多五七人是远不及的。我这么说并非是廉价的安慰，而是一个失爱的人真切的内心感受。不过我的话却也起到了某种宽慰的作用，王妃渐渐止住抽泣，从脸上移开手，用泪眼望着我说，张撰在信里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他们艺术馆最幸福的人，他说即使等不到与我团聚的那一天，他也能含笑而去，因为他心里装着真实而甜蜜的爱。她停停又说，我想张撰写最后几封信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才极力安慰我。他说他是在我乐岭认识并爱上了我，又在永乐县等待着与我的团聚，这两个带乐字的地方，不正昭示出他的人生注定会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吗？
王妃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便浮现出张撰总是荡着笑意的弥勒佛似的圆脸，我想也许是他想通过自己的笑来禅释他的“美无所不在”的理论吧。也许是这样的。他和王妃的爱情尽管以悲剧结束，但却是很美很美的。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认为呢？
陡然响起的广播声使我和王妃同时从往事的遐想中回到现实。广播说那列西行的火车很快便要开出。王妃慌慌张张伸出手与我道别，之后急急匆匆向月台前方奔去。我没有动，静静凝望着她那裹着长羽绒服的俏丽身影，直到这身影在一节车厢的门口消失。接下去便是在电影中已司空见惯的镜头：主人公（王妃）刚刚登上火车，火车便缓缓向前开动。望着巨如蟒蛇般向前蠕动的列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严重的错失，没有向王妃索要她的联络地址。这意味着这次与王妃分别后再也不会有重逢的机会，想到这里便感到无限的失落与忧伤。尽管我也晓得这意想多少有些没来由。这时渐渐加速的列车已经驶离月台，被车身卷起的风拂起了月台上一层厚厚的积雪，雪尘又立即将整个月台弥漫住，我只觉满眼都是茫茫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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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三年写成的，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部作品上。现在出版面世，这码事也就算了了，后面的一切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了，似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评价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今日读者和批评者的事。因为作者、读者与批评者都难免有着各自的现实局限性，更何况还包括着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禁忌，言说有碍，难入其里。那么真正能够评价作品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历史。在若干年之后，当今日的现实变成了历史，那时审视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尘埃的塑像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有言曰当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当代不鉴文。尽管这说法很悲观，很无奈。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尽情坦陈，也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辞含有虚假、矫作或夸大其辞的成分，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说到历史，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一九五七》是属于现实题材还是属于历史题材？这就牵扯到这两种题材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界定。这一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叶，如果现实与历史两种题材也依照这种划分惯例的话，那么将这部《中国一九五七》归于现实是没问题的。然而也不是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著名运动距离今天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已从“现实”遁于历史的烟尘中。另外通常的说法也是将那场运动归为“历史事件”。如此说来将描述那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归于历史题材，也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说到底这也不是个非得较真的问题，不管归于何方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作品的品性与形态。事实上对于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为现实题材又是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的，我的态度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被劳改管教过，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具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怎样？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
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当过右派劳改了许多年嘛，写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假？一开始便有着良好的信誉。但这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呢？细想想怕也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如果单纯囿于个人的经历而忽略小说艺术本身的要素，写作便会受到局限，天地便会狭窄。写出来的作品也就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彩。
我曾采访过一个有右派与劳改经历的大学教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