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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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诘难我们犯人都只能被动地承受，除了编出一种“说法”搪塞之外，再没有别的主观能动性。时间一久，就使我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就“打破头用扇子扇了”。
我想既然眼前还没追查过来，不妨抓紧时间看这部书稿，一有变故就想看也看不成了。遗憾的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看成。
苏英——
就是在我决心要读李戍孟的小说的那天苏英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吃惊的不是她又来找我，而是她从上到下全变了样，穿一身黄军装，戴一顶黄军帽，开始那刹我断定是自己装病的伎俩被揭穿，队里派来警卫战士把我擒回去。弄得我好紧张。待认出是她我的身子还是直僵僵的。我埋怨说苏英你咋这样，我还以为来了革命战士呢。苏英笑了，说我就是革命战士啊。我摘帽了，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你不为我高兴吗？我说高兴。
苏英来我真的很高兴，站在院里我向她问这问那，惟独没问冯俐。她倒挺敏感的，头一偏笑道最要紧的咋避而不问呢？我说啥是最要紧的呢？她说问问你自己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冯俐的情况你不是在信里写了吗？她拍下手说看啊贼不打自招了吧。
中午在病房里吃了饭，苏英将带来的食品向病房里的光头病号分送，换来一片感恩戴德的歌颂。苏英总是很周到的，这是冯俐所不及的。平心而论，苏英是个很不错的女子，热情，懂得关心人。拿我来说，曾伤害过她，她不计前嫌，对我还一如既往，对此我心里既感动又歉疚。为什么我不愿在她面前再提及冯俐，也是出于这种心情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院子里，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发觉她久久望着我。后说周文祥我想听你一句话哩。我说什么话？她问：我来你欢迎不欢迎？我说欢迎。她又问高兴不高兴？我说高兴。她问从心里？我说从心里。她说要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否则我下午就回去，你决定。我一点儿没想到苏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笨，也能体会出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暗示。苏英巧妙地将这个球踢给我。如果在几年前，我很清楚自己会怎样做，我不会允许自己对冯俐有一丝一毫的亵渎。而现在，一切都成过眼烟云了，冯俐可能打算永远不同我联系。我所有的热情与愿望都变得很荒诞，这是一；另外我还必须承认，即使一个苟延残喘的动物，意识中仍难以做到六根清净，渴求着女性的抚慰与滋润，是爱情之外求其次的那种吧，也是动物世界普遍存在着的那种吧。性爱，确像一面生动的旗帜在欲望的地平线上飘舞。现在，似乎移动起来，且愈来愈清晰。我是希望苏英留下来的，从内心。我说苏英我希望你能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聊聊，只是……只是什么？苏英问。我说只是你住的问题不好解决。苏英似松了口气，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有办法。她又说晚饭前我再来找你，等着我。说完冲我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全身戎装的背影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一种陌生，我问自己，她就是曾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且积极为《大地》出了谋划了策的那个历史系女生吗？我知道是，却又不敢相信，真是世事沧桑啊。
不到傍晚她就兴冲冲跑来了，告诉我住的地方已经解决，在就业队的一个“二劳改”家借宿。又说她刚跟狱医交涉过，可以带我到外面去走走。我不怀疑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相信苏英能将寓言变成现实。
在苏英的“押解”下我离开了医院，向远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走去。说“押解”并不为过的，一是院方把我交给她带出，她就成了我事实上的羁押人，跑了人她要负责任；另外在劳改营的辖区内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在一个犯人后面，从直观上不是押解又是什么呢？
或许我俩在意识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我们确像押解般一前一后走着，不能说什么。但心里是激动兴奋的，这怕是十年当中享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由了，况且还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抬眼望向正南方向的那座高耸的山峰，我头一次觉得那山是这等的壮丽，像一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它脚下的土地河川，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敬畏。我一直认为，大山是有灵性的，一座山就是一尊神明。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有一次在一根绳休息，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科学与迷信这上面来。发生了争执，我和张撰认为不应把对大自然神秘现象的敬畏视为迷信。梁枫说他小时就让黄鼠狼附过身，他看见“黄爷”捻着白胡子冲他笑，眼见为实嘛。解若愚和俞华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论证神明的不存在，解若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看着咱们这么受苦受难咋不发发慈悲，予以救助呢？张撰回答得很干脆：上帝很忙。需要他救助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啊。解若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问：那你说上帝要忙到什么时候？张撰张口就来：再忙上三四十年吧。解若愚又问：上帝给你写信了？张撰哑然。
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光景苏英将我喊住说别老像熊瞎子似的走个没完，到河沟边儿树底下坐会吧。就听了她，坐下。开始两人都不说话，似乎无从说起。后来就互相询问一些事，很广泛。也谈及各自家庭的情况。我告诉苏英我的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母亲随大哥一起过。弟弟妹妹都结婚了。现在也不太通信，写信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是一家人十年八年不见也就成了陌生人。所以现在家的概念很淡漠了。我问苏英为什么还不结婚，也三十多岁了。苏英不语，只低着头。军帽帽檐儿几乎遮住整个脸。我后悔不该说这话。也许形成了一种强迫观念，我的眼光一看见她的黄帽子就觉得不自在，就生出一种隔膜感，甚至还有一种恐惧感。而在我俩相对而视的时候，我就又看到了原来的苏英，感到亲切起来。我又问她在厂的情况怎样？摘帽后能不能考虑重新分配工作？她说原本是可能的，但后来大病了一场，体质很差，动不动就晕倒，就搁下了。这次来我发现苏英的气色很不好，面皮青黄，本以为是让黄军装映的，听苏英说病了一场，再看她就真的像个病人样。我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叹口气说想想也怪自己，为了摘帽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厂里有一个车间经常有有毒气体泄漏，为提前给人警示在车间里养了鸟，人进到车间先看看鸟还活不活，鸟活说明没有泄漏，鸟死了就告示出危险的存在，就赶紧通知维修人员进行修理。他们维修时都戴着防毒面具，即使这样时间也不能太长。她说她刚进厂时在这个车间干了一年多，后来把她调到另一个车间，根据她的表现和领导的许诺，她觉得在三年内摘帽是不成问题的，可没有。一点风声也没有。后来厂里发生一起事故，一个女工被有毒气体熏死了。女工的家人到厂里闹，许多工人也提出抗议，扬言不保证生命安全就起来罢工。罢工倒是没罢成，但拒绝到有毒车间去工作。这时她觉得是以实际行动向党和国家证明自己一腔热血的时候了，便主动提出回那个车间。有人解救于危难之时，领导自然很高兴，又许诺尽快考虑给她摘帽的问题。就这样她重返“坟场”（工人对那个车间的称呼）。开始几个月没出现泄漏，自然她也不敢大意，每次进了车间先朝挂在管道上的鸟笼看看。直到有一次她被熏倒在地上，幸亏被人发现得早，拖出去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符合苏英的性格，我只是不解，为什么这次进车间不先看看笼子里的鸟呢？她说她看过那鸟好好地站在笼子里，就以为没事了。后来她才知道，进车间那时刻鸟已经熏死了，没躺下是因为它的尖嘴搭在笼子的竹条上，挂起来了。这就给人以还活着的假象。她叹了口气说：也许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我想表现，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明白她说的不光彩是指什么。她能这样剖析自己，已证明了她还是原来那个苏英，起码本质上还是。我在心里为苏英难过，由苏英我又想到冯俐、齐韵琴、王妃以及一根绳那边的那些女苦役犯们。她们所承受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男犯的，然而上帝却仍然在忙着别的事。
又继续说了一些话，日头渐渐西下了。苏英便“押解”着我回营。
西南岗麦地——
从苏英引我钻进“麦海”里的那一刻我便清醒地意识到这遭是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了。其实“发生点什么”的意念在那天苏英提出想多住几天并不断追问我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时已萌生出来。尽管那时一切尚为模糊，飘忽不定。而此时此刻，当我和脸儿红红眼儿亮亮的苏英对面促膝地坐在麦秆铺就的“床垫”上时，我竟然有一种木已成舟的信念。
开始是很局促的，该说的话已说过了，再重复已不合时宜。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想起我老家关于男女新婚的一句颇粗俗的俚语：第一宿说说笑笑，第二宿摸摸捞捞，第三宿操操。我俩不是新婚夫妻，上述程序似不适用，但渐进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我就想和苏英先说一会儿话，身子一动膝盖碰在苏英的腿上，我赶紧挪开，（是不是因为尚未到肌肤相亲的阶段？）苏英睃我一眼，说周文祥我身上有刺是不？我真是傻得可以，连连说没有没有，身子却不敢动了。膝盖仍碰着苏英的腿，我看着她。她的脸红扑扑的，像抹了一层胭脂，眼睛和睫毛上洇着一层水汽，显得朦朦胧胧，一层细细的汗珠挂在帽檐儿下那宽宽的额头上。这时我眼里的苏英说是个美人是一点不为过的。我看她的时候她同样也在看我，脸上透出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情，这神情又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讽刺意味儿的笑，朝我问道：周文祥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要是还在K大，你还能跟在我后面钻麦地吗？我简直一傻到底，答：大概不会。她哼了声，说周文祥你回去吧，你给我滚回医院里去吧。我更傻了，心想我说错什么了？问：刚坐下来，干吗要赶我走呢？她愤愤道：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当了这么多年劳改犯，还以大才子自居，架子哄哄的，滚回去吧大才子！她别转过脸不看我，但看见她的胸脯一起一伏的，我明白她为什么生我的气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二百五”行状，就没按她所说“滚回去”，我觉得愠怒之后她更动人。我叹口气说：苏英你别生我的气，大概是坐监久了的缘故吧，我对一切都有种虚拟感，像做梦般不真实。她说怎不真实呢？我不是实实在在坐在你面前吗？我说这不假，可我又怀疑。总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进了草庙子看守所，也许是在清水塘得了那怪病，我就常常搞不清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了，真是这样的呢。苏英转过脸看看我，表情平和些了。她问你现在还觉得在梦里吗？要这样我帮你分辨清楚。我说怎样分辨？她说把手给我。我伸手给她，她抓住捏捏，问痛不痛。我说不痛。她再捏捏问痛不痛，我还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