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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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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忏悔。

万历仍在放纵言官拆毁往日的大厦,快感当前,日日有惊喜。他根本没考虑,今后的施政走向与新格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万历十一年三月,在杨四知打响倒张第一枪后的三个月后,万历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昔日本朝第一大臣,在地府里被剥夺成普通老百姓了。

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弹冠相庆吧,弟兄们。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

声讨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后现代”的荒诞阶段。

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

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这怎么可能?除非张居正想退休后做古玩生意。

有人控诉张居正在归葬途中,五步挖一井,十步盖一庐——信不信由你!

大量这样的奏章堆在万历的案头,每一件,都需要有个批示。

万历终于发火了。

他要开展他自己的新政,不想再看到乱哄哄。

为此他接连下诏,说了如下的一番意思: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他终于知道,逞一时之快是没有用的,毫无建设性。大家不过都是在唱道德高调,以泄私愤而已。









万历是个执拗的人,不知他后来是否后悔过“倒张”。这个运动,是他自己放弃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自己把自己降为曾受坏人蒙蔽的君主,成了在这次运动中唯一不得不做“忏悔”的人。

倒张是很痛快,但万历没想到,这无疑是一次自污行为。

张居正已经走了,昔日的桎梏已消失,前首辅的身后名声是无害的,何不继续打他的旗号,在原有的政治轨道上推进。必要时也可做大幅度修正,甚至口喊前进而倒行逆施也不妨。这样做,不仅自己昨天正确,今天也正确,又何乐而不为?

放弃现成的合法性不用,非要否定与自己脱不开干系的过去,以取得新的合法性,不是多此一举么?

过去局面也曾经乱过,但张居正是个镇得住外廷的首辅。君臣俩一唱一合,乱局很快就能弥平。

而现在,张四维不具备镇住全局的能力,且还在和皇帝斗心眼,乱糟糟的局面需要万历一个人来对付,不胜其苦。这不是正合了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规律了么?

在倒张运动中,“三百银火盆”之类是信口开河了,一旦查不到东西,谣言会自消自灭。可是,有一件事,是铁案如山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它被适时翻了出来——

这就是“废辽案”!

这件案子,在万历六年的时候,刘台在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里就曾提到过一次。那时张居正如日中天,大家也没敢多想什么。

这一次,最先翻起这旧账的,是兵科给事中孙玮。他于万历十年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

万历看后,只把劳堪罢官了事,并未追究张居正在其中的责任。他大概不想利用一个废掉的藩王做什么文章。

到了万历十二年,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字字泣血,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

万历仍未同意,只叫法司去查,看已故侍郎洪朝选还有什么遗漏的冤枉没有。

所谓废辽案的余波,本来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冷不防却跳出来一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无中生有,诬陷“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

还是废辽案,但是攻击角度变了,变成了经济问题。万历有了点兴趣,命湖广抚按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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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丝竹笙歌 回复日期:2007…3…3 17:47:11  

拜求先生 ;既写明史;为胡宗宪也写几个字吧?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严党?还是公忠体国的能臣??
大明王朝电视剧里是不是有拔高之嫌?

作者:秋风浩荡 回复日期:2007…3…3 18:12:28  

这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正史对他评价不高,主要是因为他依附严嵩、生活腐化。但在抗倭方面,他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大明王朝》当然是有所拔高,一个襟怀那样坦荡的人,与严嵩虚与委蛇都不可想象,怎么可能去攀附严嵩,最后以严党成员而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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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问题有所松动,怀恨多年的辽王家属也开始发动了。辽王宪节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大约不超过28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旨曰:“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开宗明义第一条),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教训),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将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汇报上来。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到湖广后,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阿谀就这么一钱不值,可惜张公已经看不到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惟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怕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从“墙倒众人推”铁律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

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下去,“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况且对张居正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安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那套霸道作风,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劾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欢迎争论。

对于张居正改革与文官集团的关系,我在本文里有分析。我以为,文官集团内部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价值取向,还不能说张居正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

并且他也没有被所有的人仇恨。倒张的发生,应该是在万历主导下的一个运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无法表达的,没有谁能阻挡。这不等于张居正和整个官僚集团对立了。恰恰相反,他是有效地利用了官僚集团积极的一面,做了很多好事情。


至于他的失误与个人私德的不足,我也有较为充分的分析,并没有一味颂扬他。

黄先生的那个结论——张居正“得罪了全国”,我认为是轻率的。在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常常有这样不严谨的结论,不能当真。这是一个优美的文本,也是一个充满个性特色的文本,但有些话,结论过于武断。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 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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