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三部曲-第2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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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出来，发现老彭和玉梅都已经离开大厅。
“你看到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没有？”老彭说，“他来自一个苏州世家。他说他们有三万元家产，如今是一文不名。他们被炸弹赶出了家乡，只匆匆带了几百块钱。路费很贵，他们把钱全部花光了，他们比苦惯了的穷人更辛苦”
“一切都这么感人。”丹妮说。
“你没有看到好戏哩，”老彭说，“你上个月若看到他们沿河过来，像我一样”
“谁替你煮饭？”她突然问他，“你一天都干些什么？”
“庙里替我煮三餐，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你下半天能不能陪我们？”
“我得去买我答应孩子们的豆腐和腌萝卜。然后我再来陪你们出去。”
四点左右，他们离开寺庙，走上黄鹤楼。古楼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丹妮看过一张宋朝的名画，把黄鹤楼绘成平台、画梁、楼阁和曲顶的壮丽建筑，但是现在经过改建，变成一座不伦不类的外国式丑恶砖楼。这是观光客登高临水的地方，有一家饭店在那儿卖三餐，但是因为战略地位的关系，现在一部分不开放，由军人占领。他们爬上台阶，台阶不难爬，但是玉梅肚里的孩子渐渐大了，她到达楼顶不觉有些气喘。
他们走向一个边台，有人在卖茶水，他们就占了一个临河的座位。狡猾的湖北人（俗语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下午习惯到黄鹤楼，坐下来喝茶，看船只在汉水、长江交会处被急流翻倒，武昌、汉阳、汉口三城就坐落在这个交会点上。据说“湖北佬”常彼此夸耀自己一下午看到了多少翻船，他们常常耽误了回家吃饭的时间，希望打破自己当天的纪录。下面鹦鹉洲的艳阳里，他们也看到了柳树和农舍。很多小船来来去去，靠近东北方有几艘外国炮艇泊在汉口对面。汉水在汉阳、汉口之间流入长江，一部分依稀可见，交会口有一大堆帆船，像树丛般密集在一起，桅杆朝着天空。因为汉口掌握了华中对上海及外国市场的贸易，壮丽的水泥建筑、关税大楼、奶油场和晴川阁，以及过去外国租界的房子都清晰可见，是财富和繁荣的象征。
“你看那边汉口的外国房子。”老彭说，“那边的人很有钱，有些人从来不渡江。他们永远不会明白的。”
丹妮望着老彭笑笑，她很快乐，觉得她穿乡下服装和他很相衬，也和环境相合。他饱经风霜的面孔在下午的阳光下自有一种美感。
“明白什么？”
“河这边的不幸哪。”
他静坐了几分钟，健壮的身子沉入旧藤椅中。
“告诉我博雅怎么啦？”他终于问道。
“薄情郎！”她说，“我临走没和他见面。”
“他不是君子，”玉梅插嘴说，“他欺负我们小姐。”
“玉梅很好玩，”丹妮大笑说，“她在电话里骂他‘猪’，还对他吐口水。”
“怎么回事？”老彭焦急皱眉说。
“我做得不对吗？”玉梅激烈喊叫说，“我一看到他就不喜欢他。他们第一次会面，他就把小姐弄哭了。小姐还跟他出去，他又不肯娶她。他忽然不来看她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女人跳舞。他就是不来看她，如此而已。”
第178章 风声鹤唳（27）（）
“我不懂。”老彭说。
丹妮就把一切告诉他，他静静听她说完，然后问道：“你没有告诉他你对我说过的身世？”
“我说了一点，但是他说他不想听我过去的行为，我想这样也好。”
“于是你们吵架了。”
“我们没有吵，不过我不想听他解释。我不是亲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吗？我没有和他见面就走了。不过，彭大叔，没关系。我和他吹了，也告别了那一切。”
“你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他一心一意爱着你。”
丹妮苦笑。“我恨他！”她眼睛又失去了平静，“我太傻，居然想嫁他。如果我是良家妇女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的。”
“很抱歉，”老彭说，“都怪我不好。如果我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也许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他没写信给我，”老彭说，“但是我想他会写来。”
晚饭前他们到平湖门和汉阳门之间的江畔新街去散步，那边有一段旧城门拆掉了，改成现代砖房的大街。虽然今天是一月七日，难民还在由南北各地坐船或搭车来到这儿，漫无目标的流浪者在街上挤来挤去——工人、农人、商人、学生、穿制服的军人都有。难民穿着各式的绸衣、布衣、外国料子，惨境各不相同。
他们由黄鹤楼下山的时候，丹妮看到路边一个堤坝上有一张巨幅的图画，沿墙伸展一百五十尺。那是大队人马的画像，前段有士兵和几个野战炮单位，还有不少平民男女走在前头，围着骑白马、戴白披肩的蒋介石。这似乎象征一个现代的国家，在领袖的四周团结起来，排成一长队前进，显示出伟大的希望和崭新的力量。这是二十位画家合作的成果，群众的面孔非常真实，古典国画家是不这样画的。
“那就是我们的领袖。”老彭说，“听说他拒绝了日本的和平建议。上个月南京沦陷后，有人传说要和谈。很多政府首领都相信末日到了。我们最好的军队已被摧毁。我们在上海失去了三四十万军人——包括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我怀疑很多大官都打算求和，但是蒋司令到汉口说：‘打下去！’我们就打下去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
“从白崇禧将军那儿。他说上个月德国大使去见蒋司令和蒋夫人，带了日本的谈和条件。他说出条件后，蒋夫人端茶给他，改变话题说：‘你的孩子好吧？’”
“那就是勇气！”丹妮大叫说，“我真希望能见到她！”
“听说她到香港去治病，不过马上就回来。如果有空袭，你就会看到她，空袭后她常出来帮忙找孤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士气为什么高？我们国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政府，这么关心战争灾民的福利。”
老彭手里拿一个布包袱，用绳子绑着，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这是他独居的习惯。他包袱里的一个烟罐中放着钞票、硬币和香烟。在进城的转角处，丹妮看到一群乡下小孩坐在路边。他走向孩子们，拿出烟罐，掏出一张一元券分给他们，小孩似乎早料到了，连忙称谢。
“这样有什么用呢？”他转身笑笑说，“他们十天前来的，现在还在这儿。我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人进入一家小饭馆。吃的东西很多，他们叫了薄酒、汤和一些辣椒炮牛肉。
老彭大声喝汤，似乎胃口不小。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丹妮问他。她对这位中年男子很感兴趣。
“快乐？”他说，“我无忧无虑，良心平安，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丹妮似乎在想心事。“如果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她说，“我想我还留在上海。”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丹妮和玉梅每天过河到庙里去给老彭帮忙，晚上再返回她们的旅馆。丹妮喜欢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广播、报上的战争消息。战时的新都一切事物似乎都叫她兴奋与忙碌，像任何一个自愿或被迫离家的女人一样，她必须有工作做，有某一种目标。
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使她牵挂着旧日生活。老彭叫她到钱庄去拿信，他坚持博雅一定会来信，如果不写给她，至少也会写给他。所以她只好每天都到充福钱庄去。
“没有信吗？”第十天她问柜台说。
“没有。”职员回答说。
“你肯定吗？”
职员望着她苍白的面庞与深黑的眼睛，再度认为她是不可理喻。“我何必骗你呢？假如你的朋友不写信，我也有错吗？”他说。
丹妮很失望地走开了。
“你还爱他？”玉梅说。
“我爱他也恨他。”丹妮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辩白。”
不过丹妮从事救难工作很快活。这是一种能使自己派上用场，却没有严格约束的工作。包括打打杂，替难民写信，解答问询，找医生，到木器行订几张凳子，安抚新来的人，帮难民登报寻亲，城内找人，或是有难民得到亲友消息，要去更远的内陆时代为其安排。有时候有大堆工作要忙，有时则无事可做。不忙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就到火车站去看抵站的旅客和难民。
老彭照管的那一家子难民中，十二岁的儿子因风吹日晒而病倒了，发着高烧。老彭经过一番争取后，才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丹妮出外买回一个小泥炉来烧水炖药。这些都是新经验，比她与博雅的约会更陌生。有时候她独自坐在病童身旁，静思默想，有如置身梦幻中。那个小孩名叫金福，她替他洗脸洗手的时候，他常用惊喜的眼神望着她。这种经验对丹妮和乡下小孩同样陌生，她对他产生了一份爱，他也把自己家乡和旅途的一切告诉她——并说他们是宣城的墨水制造商。当她看到他烧退了，觉得是她的第一次胜利。等他能下床的时候，她已不习惯说“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他们每天都不得不推却几个新来的人，这愈加使得老彭清晰地感到，他们是就便服务大众，并没像他们原想的那样去尽力做好事。老彭认识很多路边的难民，他们都在附近角落找着了住处。他们境遇很惨，老彭若不能带他们进庙，就根据他们的需要到街上去帮他们。有时候他把病人送到医院，坚持要医院收容。他常与丹妮商谈说，他要给难民们找间房子，由他们照自己的意思来管理。
有一天一家三口被推出庙外，事情达到了最高潮。那位父亲携着十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小女孩病重，简直无法行走。他们来的时候，丹妮也在。她听说小女孩夜晚咳嗽和冒汗。她面容消瘦，大眼睛却灵巧地望着丹妮。丹妮实在不忍心赶她走，就叫他们等一下，她去找老彭谈。他们费了一上午工夫才找到愿意收容这家人的人家，由老彭付房租和饭钱。
丹妮一有空就去看这位小女孩，她名叫苹苹。她患了肺病，不过整天快快活活的，总说她没什么。她父亲整天坐在房里呻吟，有时候一整天见不着人，留下小女孩和她弟弟看家。苹苹告诉她，他们是靖江人，十一月底南京沦陷前逃出，他父亲筹着六百块钱，一家四口人，却只够买三张船票。他只好撇下十五岁的大哥，给他三十块钱，要他自己想法子到汉口。这等于让他去听天由命，一家人生离如同死别。那个少年曾到码头去送他们，当他挥手告别时，他父亲差一点跳下船去，轮船一开，他就崩溃了。南京陷落后，新的难民先后抵此，纷纷传述他们看到的恐怖暴行，以及四万二千名少年遭处决的经过，她父亲捶胸顿足，骂自个儿害死了儿子，又望着儿子能逃到汉口来。
他们抵达后，事实上过着像乞丐般的日子。由于风吹日晒雨淋，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