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三部曲-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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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那只拖鞋又吠又咬的，街上的人都站着大笑，只有丢了拖鞋的人和他拉着的客人例外。小狗并没有去咬他。但是他背后的日本人说：‘喳！喳！’想想他们居然怕一只狗！我问车夫觉得白人怎么样，他说：‘他们是奇怪、可怕的人种。他们有怪味，就算你在他们面前跑步，也闻得出牛油味。不过，他们会笑，和我们一样，那些东洋人就不会。’”
饭后大家到书房去，博雅拿出两张“日本联合储备银行”的新钞，一张是印有孔子像的一元钞，一张是印有文天祥的十元票子。
“有那么多人，”他说，“他们却选上了文天祥！有一种百元大钞，上面印着黄帝的像，不过我没见过。那些傀儡会喜欢吗？文天祥被捕后曾被忽必烈囚在北京很多年，并受过不少礼遇，但是他不肯服侍蒙古人，宁愿一死。你们有何感想，我知道日本人的想法是要让傀儡政府在人民面前显出真正的中国作风，他们真可笑！”
梅玲盯着她手中钞票上的文天祥，文天祥和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者了。“他长得真是这个样子？”她问。
“肖像可能是想象画的，他是蒋介石心目中的英雄之一。”
“面孔真高贵！”梅玲说。
“日本人一定是由三民主义课本中得到的灵感，他们选了一切好听的中国名词，譬如‘共存’啦，‘共荣’啦，‘王道’啦，‘诚意’和‘合作’啦，拿出来使用，希望我们吞下去。谁发明了这些字眼？为什么要拿来骗我们呢？你有没有读过文天祥的正气歌？”
“没有，”梅玲有点惭愧说，“当然听说过那首诗。”
“哦，文天祥代表的就是这个——正气。中国历史上凡是拒绝对异族屈服，以勇敢和正气闻名的爱国英雄，歌里都提到了。颜将军的头颅，颜常山的舌头和张良刺秦王的铁锥，在歌里都是正义的象征或证明。张良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游击队，如果中国人都想起他，想用他的暗杀方式呢？如果我们都想起颜常山在刑场上骂贼而死，不愿意投降呢？日本人可能以为，他们把孔子、文天祥和黄帝的肖像印在钞票上，我们就不会在上面乱涂毁谤的字句了。”
北平人自有一套间接对傀儡统治表示不满的方法。以前很多伪币都被画上傀儡官员的名字，再加上如“汉奸”“不要脸”“卖国贼”“对蛮邦磕头”等字眼，甚至还有更下流的污辱。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但是很快就广为流行。很多钞票上都有，所有使用者都说是从别人手中接过来的。傀儡官员向日本将军抱怨，于是当局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有侮辱字眼的钞票不准使用。不过，这道命令却变成商人拒收此类钞票的借口，他们太高兴这样做，因为这些钞票甚至连日元都换不到，往往要降格兑现，商人宁可使用中国中央银行的票子。因此当局只好撤销这道命令。现在新钞票发行，上面印有中国历史英雄的肖像，就像希特勒征服瑞士，钞票上却用威廉退尔的肖像一样，但是日本人可看不出其中的幽默。
通常家庭午餐后，大家都回房休息。但是十月的阳光正好，他们都被这时刻吸引了。大家离情依依，仿佛有什么事情将要改变似的。谁知道他们还能共度多少个这样的秋日？梅玲饭前的雅兴使他们心情极佳，小院子在中午的阳光下具有一种宁静的魅力。凯男为进行的计划而高兴，梅玲没有理由说要走，罗娜心里则另有打算。男人在家通常不算数，他们心烦的时候，想要表示自己重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离开家。所以大伙儿围着南侧的躺椅聊天，梅玲在书架前闲逛，边看书边吃瓜子，最后又坐在博雅高高的座椅上。
这时候他们听到远处的枪声，罗娜平常很镇定，现在也惊慌了。游击队正在城市附近打仗，近两个月他们常常听到远方的炮声，但是她仍感到心慌。
“你们走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呢？”她问博雅，博雅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抽烟斗，“北平会怎么样？你想这次战争会打多久？”
“一两年，也许三年，谁知道！”他回答道。
“两三年！”罗娜呼道，“你想我们能打那么久吗？”
“当然可以。”他说着，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但是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这次绝不像一九三二年上海之役那么短。你最好有习以为常这个想法。”
“你该不是说我们要关在这里听两三年的枪声吧？”
“你若要中国赢，就必须如此期盼，我们的游击队不会让他们歇息的。”
“如果打那么久，我们还是搬到上海去住比较好，我们可以留在国际住宅区。”
“现在上海打得更厉害，炸得更凶。”博雅轻笑几声说。
“我们怎么办？”罗娜心慌意乱地说。
“别搞错了，这是长期的战争。一九三二年是十九军在打，现在是全国作战。这不是上海或北平的问题，也不是哪里比较安全的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谁知道上海会有什么结果？战争会延到内地去，我们都会变成难民。我们会如何？这座园子会如何？谁也猜不到。北平将和满洲一样安全，这里名叫‘沦陷区’。你必须决定是要继续生活，待在这个沦陷区难以忍受的气氛中，还是变成内地的难民。”
“我想没有这么严重吧，”罗娜沮丧地说，“我们还是到上海去。我想梅玲是难民，不得不来这里，可是我们现在自己也要变成难民了。”
“梅玲是难民？”博雅说。
“她在我们家避难。”罗娜回答说。
梅玲独自坐在椅子上，望着罗娜微笑，嘴巴仍然漫不经心地吃瓜子。
“我也要去上海。”冯健想起梅玲要去那儿，就说。
“这样对你也许好一点。”博雅认真地说，“我们正看到北平一天天腐败，我想一个人再忍下去，就要麻木了。不过也不能永远这样。我们的同胞阴沉沉的，敌人也阴沉沉的。我们的同胞觉得命中注定不能屈服，日本人觉得注定要征服我们，他们自觉已经攻下这座城市，可以用枪杆来统治，心里却老大不痛快。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快活？他们害怕了，任何靠枪杆自卫的人都难免要害怕。面对手枪很可怕，你一刻都不能放松。”
冯旦插嘴了：“但是英国人用枪杆统治印度已经不止一百年了。”
“你误会了，”博雅说，“英国人是靠他们的魔力来统治印度。”
“什么魔力？”冯旦诧异地说。
“凭他们的潇洒大方。”博雅向他挑战说。
“你歪曲事实，”冯旦说，“印度人怎么会在乎英国人的风采？他们对英国人的怨恨，不下于韩国人对日本人。”
“是啊，他们恨英国人，也尊敬英国人——或者不如说，他们怕他们。那就是他们的魔力，一种天生主人的魔力，你也可以说是毒蛇的魔力，自信、自重、穿自己服装、吃自己食物、说自己语言，而且希望别人也说英语的魔力。别忘啦，英国人在全印度的驻军只等于日本征服小小的韩国四十年后在韩国驻军的人数。你想少数英国男女住在印度的前哨村落，怎么不会被土著杀掉呢？不是靠枪杆和飞机，是靠他们的英国太阳帽、短裤、坚固的绒线袜、夏布女装和曲棍球比赛，靠他们对用人讲话的那副自然的主人腔。我说过，毒蛇魔力。想想日本人用自然的主人腔对中国用人说话吧，他们只会摆架子，打你的耳光。他们一喝醉，就出尽别的民族绝不会出的洋相。我告诉你，他们一生在恐惧中度日，怕他们的警察，他们的军队。你把他们放在外国，突然要他们装出主人的举止，他们硬是办不到。他们一喝醉，一切压抑的恐惧都流露出来了。日本人没有英国人的魅力，他们不可能文雅，所以他们注定要失败。”
“你喜欢上海的英国人吗？”冯旦愤慨地说。
“我喜欢，”博雅说，“我尊敬他们的民族，我讨厌他们的外国政策，但是喜欢他们个人。”
“在上海只有买办喜欢他们。”
“但是上海的买办喜不喜欢日本人呢？差别就在这里，这就是让属员喜欢你的诀窍。不过我是指一般的英国人。”博雅受了留英的叔叔阿非影响，很崇拜英国人。阿非和所有留英的学生一样，对英国忠心耿耿，常对博雅谈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人道、他们对朋友的忠心以及他们的自信，自信最容易吸引博雅这类人物。他继续说：“到上海去看看英国人，看街上的人民对他们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敬重他们，怕他们，对不对？英国官员对老太太、小狗或小孩都一样和气，日本人不可能低头对小狗或小孩表示好感，因为怕失去尊严。”
大家都注意听，博雅又说：“我有时候替那些日本小店东难过。他们好温和、好文静、好驯服，他们只想讨生活。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军队和警察就跟到哪里，还有浪人，日本社会的渣滓。军官威吓浪人，剥削他们，靠鸦片的利润来自肥——这是军制的一部分。浪人恨军方发鸦片执照时的威吓、红带子和勒索，但是却不得不靠他们保护。文静的商人只想为妻子儿女讨一份生活，对两者都恨之入骨，因为中国人再也不肯进他们店里买东西了。东城小学附近一家文具店的日本店东去找那个小学的中国校长，求他叫学生到他店里买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受了军队暴行和流氓闹事的影响。中国校长告诉他，他答应对学生说说看，但是小孩若不去买，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大英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呀！”冯旦反驳说。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英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他想把话题转到他喜欢的题目上：“看看新加坡，看看香港，东印度公司和南满铁路公司有什么区别呢？英国和日本还签订盟约，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哩。”
“当然，”博雅说，“大英帝国主义更可怕，因为他们把握了成功的秘诀。英国人从十六世纪就搞这一套了，日本人还是生手。再过一两百年，他们也许能统治殖民地，学会讨人喜欢。帝国主义光靠枪还不够，他们却只有枪。帝国主义是人道的艺术。”
“我不相信，”冯旦说，“一切全是经济，全是供求的问题，原料和市场的问题。”
“大学课本是这么说的。”博雅说，“就像开店一样，当然你必须会记账、卖货，知道盈亏、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却要懂得让顾客喜欢你，下次再来买。帝国主义是一种微妙的人道艺术，治人的艺术，尤其是异族的人，你必须了解人性。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似乎是由军事课本中学来的。”
冯旦心里也很明白，但他是大学毕业生，喜欢采取冷静、客观、纯学术的立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一种不近情理的虚荣心。“日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笨，”他说，“毕竟他们也想培养与中国人的友谊，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想团结黄种人把白人赶出去。他们现在不成功，但是由长远的立场来说，他们会成功的。”
“不错，他们会成功。”博雅习惯接受一个论点，再慢慢加以破坏，“如果他们不在城外用刺刀杀女人和小孩，他们也许会成为东方文明的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