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三部曲-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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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京华烟云（98）（）
不过立夫仍然进行他的走私调查。逮捕了素云，他对贩毒情形得到了深切的了解，远非其他情形之下所获得的了解可以比拟。阿非虽然悲伤，但仍然和立夫讨论案件，因为老父之去世，早已在意料之中。阿非所提供立夫的，一是直接的消息资料，一是官方的报告，所有海关的报告，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英国人调查员米如赖斯特小姐的报告，尤其后者所描写的真实情形，使全世界为之轰动。阿非也告诉他，天津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已经做了贩毒调查，发现贩毒组织其蔓延之广，实令人憎恶，令人恐惧，只好把此一报告压下，不予发表。立夫看起英文来还感觉吃力，若想翻译得精确，还要问阿非。立夫常常挖苦留英的那些“绅士”的矜持造作的态度，这就使他和阿非始终有点格格不入，不能打成一片。但是现在第一次彼此渐渐了解，立夫把他自己对留英学生的偏见，也多少克服了几分。
在天津，一个外国医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个中国小学旁边，向一个小贩买了些糖果，化验的结果，证明那糖果里有麻醉剂。立夫对这件事特别注意。
立夫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阿非说：“我可以证实这个报告是千真万确的。近学校也好，不近学校也好，这与贩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毒品批发或是零卖，即便在最讲究的住宅区，也是如此。贩毒的人何必为一个学校搬家呢？”
立夫喊道：“这就是‘亚洲新秩序’吗？”阿非听见立夫骂，是用绅士所不肯用的脏话骂。
立夫决定再到天津去，他和阿瑄商量好，他化起装来，阿瑄带他穿过日本租界。立夫会日文，对他的调查工作很有利。
他们看见一家一家的商店，在现代钢筋水泥的洋房子里，叫作“洋行”，门上把日本国旗挂得很明显。他们进了那些房子，发现里面除去毒品，没有别的货物。在一条街上，他们看见有十几家这种洋行。他们又走进别的街道，在那儿他们看见似乎是住宅，阿瑄却告诉他那是制毒工厂和大宗批发商行地区。正在日本领事警察局后面，在旭街接连东马路处，连隐藏也是多余的，只见一个低级吸毒窟，衣衫褴褛的穷人在那儿进进出出。
立夫看那些人类中的堕落渣滓，实在不忍心，转身走开。
“您要不要看还好一点儿的——高级的？还是中级的？”
“带我到个中级的地方儿去看看。”
他们坐了一辆洋车，到了一栋房子。立夫一进去，令人作呕的气味袭人鼻孔。屋里很黑，在坐榻上不是站着躺着的，就是坐着的，姿势不同，都是瘾君子，有中国和高丽女招待陪伴。
一个女招待问他们：“抽呢？还是扎？”
阿瑄指着立夫说：“我这位朋友刚刚学。”又转身对立夫说：“有三种方法用这种毒品。‘抽’是把烟抽下去，‘扎’是注射进去，注射的是古柯碱，或是吗啡。第三种办法是用鼻子闻，瘾头大的才闻。”
阿瑄说：“给我拿五毛钱的‘白面儿’。”
女招待把他俩带到一个坐榻上去。一个中国女招待拿来了一小包海洛因，是放在一张特别的纸上，另外有半盒洋火。
阿瑄对站在一旁望的女招待说：“我只是让我朋友看看怎么抽。”
那个女招待微微一笑说：“我教给他看看好不好？”
立夫回答说：“不必麻烦了。”女招待走开。
“在高级的地方，那些女招待还操副业，只要您肯花钱。您和那个小姐关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您不叫，没有人进去。”
现在这是半敞开的屋子，客人叫时，女招待就前去伺候。阿瑄指着一个仰身躺着的男人说：“看那边儿那个人，他正打飞机呢。”那个人把一卷纸放在一根香烟上，那个纸卷里有“白面儿”，在下面仰着脸抽。有人用一根小管子，就是把一支毛笔管，插进一个大竹子节里。别人坐在床上，用火柴在锡箔下点着，锡箔上有“白面儿”，等受热的“白面儿”冒出紫蓝的烟，就用管儿往肚子里吸。
阿瑄说：“那叫‘哈’，用嘴往里抽气。”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伤时忧国姚思安遗言（3）
有几个新主顾进来，一个男的，才十八九岁的光景。一个男招待走过去，显然是知道他要什么，那个青年把衬衫拉起来。
阿瑄说：“注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静脉注射，一种是皮下注射。你看那个小伙子背上有好多针眼儿。最坏的时候，皮肤会因感染而腐烂。静脉注射没有这种毛病，但是太危险。有静脉注射后当场毙命的。所以有瘾的人大都喜欢皮下注射。”
立夫回到北京，准备一篇报告。除去海关的报告之外，中文在这个专题上完备的著作还没有，所以立夫要采用好多外国资料。
他写的文字里有：“天津日本租界是世界海洛因的大本营，是日本、大连、沈阳、朝鲜的鸦片输往南北美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工厂设在唐山。仅只在张家口的一家日本工厂，即日产海洛因五十公斤，也就是全世界合法需要量的十五倍。司徒福乐（stuartfuller）在他为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上说：‘日本势力在东方进展所及之处，与之同时共进者为何？贩毒。’他把东北和热河的贩毒情形描写为‘令人战栗’。根据日本报纸，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是由朝鲜总督指挥下的专卖局长细心计划管理进行的。鸦片制造商公会，由政府给予津贴，对公卖局负责指导种植鸦片，借款与种植鸦片者，并负责鸦片原料的运交工作。”
在他那篇报告的结尾，他写道：“禁毒和消灭走私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军事当局和治外法权。如果远东之情形如此，而日本竟要求世界承认，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这是一个友邦的政策，则中国应当多要敌国而少要友邦。如果这是亚洲的新秩序，则所有人类的良心应当要求返回于原始野蛮时代的旧秩序，那倒不失为一个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天津转日本租界是中国政体上一个毒瘤，是日本荣誉上的一个污点，是全世界公众健康的一个威胁，应当自地球表面上扫除之。”
姚老先生的丧礼办得很隆重，很冠冕。自他出外十年归来之后，邻居都称他为“老神仙”，他的丧礼也被称之为老神仙的丧礼，当然文词上有点矛盾不符。参加葬礼的，除去宝芬家的旗人和这个茶商巨子的老朋友之外，还有好多年轻一代的亲友。由于阿非的工作的性质，他在官场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北平市政府好多代表来参加送殡，送殡的行列达一里长。那时洋鼓洋号的音乐队应用在丧礼上已经流行，所以有若干个团体送了两队。姚老先生生前吩咐过不要和尚念经，不过西山一个庙里的和尚坚持来致敬。这实在不好拒绝，阿非只好接受，但是只请他们送殡。结果是新旧混合，有点古怪，因为和尚的脸和袈裟是黑黝黝的，职业乐队的肩章和制服非常鲜明，吹奏着柴科夫斯基的丧葬进行曲，两者对照，很不协调。
木兰自杭州北上之时，在一个火车站上看见两个军乐队，由两个官员送的，来欢送一个省主席。火车一开动，两个乐队同时奏乐，成为滑稽可笑的杂奏。所以她让阿非告诉两个乐队，他们要自己协调好，不要同时演奏，而且不可以那个刚一奏完，这个就接起来。
丧礼给木兰、莫愁一个机会，重见一次以前的亲戚朋友。那些人之中，有素丹，现在是个寡妇，桂姐和两个女儿爱莲、丽莲，两个人似乎婚姻很如意，派头儿很时髦。黛云的母亲也来参加。她丈夫已经去世，她说女儿在苏州又坐监，是在去参加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途中被捕的。
阿瑄特别请假回家参加丧礼，虽然他不是姚家人，但是曼娘坚持这样做。出殡是在星期三，第二天他立即返回天津。他听说前一天，另一帮日本浪人在天津车站，把两百件货硬往三等车一个车皮里装，又把驱逐出来的乘客打伤了几个。
在六月，这种事已经有八九次，把海关的职员惹得实在忍无可忍。在一个礼拜五晚上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一大批货，分装在六辆骡子车上，在通往天津的大道上被海关职员抓住，但又被三个日本人和三个高丽人抢回去，他们人多势众。阿瑄的办公室则找志愿人员，要前去再抢回来。几个最年轻和最强壮的自告奋勇，愿意前去，阿瑄也在内。那几个浪人据说身上没有武器，因此这边认为有十二个人足可以对付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得带武器，目的只是在夺回货物、击退私枭而已。
大家知道骡车的大道，那十二个人先到一个小村子里，只带着绳子。在村里一家商店中，他们之中一个人看见有大火炮，他们买了几个，预备吓唬私枭。大约两点半的光景，他们之中带着望远镜的那个人，看见骡子车来了。第一辆车上只有一个矮小的人，大概是日本人，坐在一堆货物上，另外几个人坐在最后的两辆车上。问题是对付后面车上的保镖之时，而不让前几辆车逃跑了，所以要点在完全施以突袭，攻其不备。三个人被派去对付前面的日本人，逮住赶骡车的，还要同时扣留住货物。另外九个人分成两部分，藏在大道的两边，攻击保镖，阿瑄在后面那一组里。他们蹲在一道旧墙下面。
第一辆车过去之后，为首的发出暗号，叫他们自己人爬近大道去。为首的把大火炮点着，扔到车上去。这个暗号一发，大家一拥而出。日本人和高丽人大吃一惊，开始乱扔石头。海关人员迎着飞来的石头跳到车上，双方揪打起来。
阿瑄是在为首的官员之后第三个人，在他正跳到车上时，一个两磅重的圆石头打中他的头，把他打昏，他一下子跌到地上。幸而别的人已经赶到，日本人不能再扔石头。一个日本人带着一把斧子，对准为首的人就劈下来，为首的人迅速一拳打中日本人的肚子，斧子落在车上。
赶骡子的中国人跑掉，车停住了。双方混战了片刻，后面的两个日本人和三个高丽人被制伏，被捆缚起来。前面车上的日本人，因为喝了半醉，在六月的下午正在困倦，没有抵抗，束手就擒，用听不懂的日本话乱骂。
领导人下车来，看见阿瑄躺着失去了知觉，头皮上流血。他派人雇了六个农人，把车赶往最近的海关检查站，他们把阿瑄抬到一辆车上。阿瑄受的伤不重，到了检查站时，他已经完全苏醒过来。医生把他的伤洗干净，用绷带包扎起来。只是伤了表面，并不严重。这一批人，大功告成，十分兴奋，然后押解着那几个日本人和高丽人，送交日本警察局。
在七点半左右，六个日本人进入海关的庭院，从办公室的窗子往里望了望，随即闯了进去。他们问搜到的私货放在何处。主管人员告诉他们私货已送到总处去，一个日本人开始大骂，出手打了中国关员一个嘴巴，然后搜查客厅，拿走了那把斧子。临走时，骂人的那个日本鬼子用他那难听的中国话威胁说，如果告诉他的话不对，他要回来杀死那个中国关员。
第二天，阿瑄早晨没上班，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