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使命1937-第3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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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同时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1938年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六个要求：（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由于当时武汉会战烟云正急，所以急切谋求妥协，因此对于日军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

　　　　只不过孔祥熙又从中国的国内局势提出了一些请求：“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时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其实国民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最后又日本试图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经过双方的多次会晤，最终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

　　　　为了促成这次和谈国民政府甚至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最终这次谈判无疾而终。

　　　　第二次谈判是1939年老蒋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1939年1月，老蒋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平等互让；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日本）撤兵；

　　　　签订防共协定；

　　　　中国赞成经济合作；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

　　　　对满洲另行协定。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dǎng，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dǎng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有了前两次的和谈，老蒋对于日本人这次提出的和谈请求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一方面是以为日本人的胃口很大，以现在老蒋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根本就不能满足其巨大的野心。一旦他与日军媾和，那么他本人将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压力，甚至于会因此而倒台。

　　　　其次，现在日军的各个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远远比不上刚开战时那样强悍了，在一些局部战役中国民党部队已经有能力与日军一较高下了，这也让老蒋可以挺直了腰板说话。

　　　　最重要的是，与日本媾和这根本就违背了蒋百里等人为他战前制定的抗日战略，用蒋百里的话说，放虎归山的最终结局就是养虎为患。　

第四百一十三章：陈锋的担心（求订阅、求月票、求各种！！！）（）　
尽管对于日本方面主动提出的这次和谈老蒋表现得并不是很积极，但是并不等于说老蒋并不动心，恰恰相反，老蒋对于和谈早有想法，只不过日本方面一直不给力而已。老蒋以及支持他的江浙财团在乎的是其政权在中国统治的正统地位，最重要的是能被西方接受、支持。

　　　　因此呢？只要日方不破坏这一点，其他都可以谈，包括国家主权。“七七事变”前日本占我山东部分地区、占我东北、侵害我上海等地主权，老蒋政权不仅不与日本“翻脸”，而且继续与日本“友好”，放任其在华投资贸易额比重上升，甚至压制国内抗日言行，放任日军间谍横行我国，放任日方投资乃至控制我国铁矿等战略性行业；事变后也从来不主动发动以“还我河山”为目的的进攻。

　　　　现在日本人的威胁固然不小，但是在老蒋看来国内的威胁同样巨大，不说原本已经被打的奄奄一息的土共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其正规部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四五十万，就说北方新近崛起的那个小家伙就令老蒋常常从睡梦中惊醒。

　　　　那个小家伙虽然年轻，但是野心不小，那支数十万人的大军不要说中央军不是对手，即便是日军与之相比也差了老大一截。最重要的是那个小家伙可是得到了美苏两国的支持，这一点即便是他这个委员长也不能与之相比。几次交手下来老蒋算是看出来了，自己根本就拿塞北那个地方一点办法也没有。

　　　　虽然说现在他的人掌管着塞北三分之一的政权。但是不管是他自己还是陈锋都清楚，没有军队支持的政权不过是空中楼阁，只要陈锋愿意随时可以将其覆灭，更不要说区区三分之一的政权。

　　　　现在老蒋不由得有些后悔了，正是因为他的支持，塞北省才会在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最强的省，如果当初自己不把那么多的政务官员派到塞北的话，想必陈锋也不可能发展的如此迅速。

　　　　再加上塞北省和二战区的关系异常密切，阎老西与陈锋可是翁婿关系，陈锋多次解救二战区于危难之中。甚至于两次将太原城夺回来送于阎老西。陈阎两家要是联起手来。即便是他这个委员长也不见得是人家的对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顾虑，老蒋其实最希望和谈了。这次之所以表现得并不积极，主要是因为日本方面两次和谈都令老蒋极其难看，非但没有达成任何有效协议。反而认了一身骚气。再加上这次日本方面派出的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佐。换成中国的军衔不过是个中校而已。一个小小的步兵营长能决定两国的战与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老蒋才会表现的如此消极。

　　　　既便是如此，老蒋还是没有完全拒绝日本方面的意思。反而命令戴笠处li这件事情，让他派出特工假冒顶替宋子良与日本方面洽谈。

　　　　与此同时老蒋悄悄放出消息，想要试探一下陈锋的态度，毕竟现在大半个北方是由陈锋说了算的，他蒋某人的命令在中国北方可比不上第八战区的一纸军令。

　　　　得到老蒋悄悄放出的消息后，陈锋心里很矛盾。历史上中日多次和谈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都也知道彼此之间再也没有和谈的必要了，和谈也就戛然而止。

　　　　但是现在不同往日，历史上中日没有和谈成功，并不代表这个时空中日也会像历史上那样。要知道历史上日本的国力明显强于现在的日本，即便不与中国和谈，日本还能坚持下去。

　　　　然而现在呢？经过陈锋从军事、外贸以及金融货币方面的打击，日本经济实力滑坡很严重，与历史上比起来差了老大一截，因此日本方面确实有和谈的期望。至于老蒋方面，陈锋压根就不认为那个光头是个坚定地抗日分子，这从老蒋的抗日策略上可以看的清清楚楚。

　　　　有很多人认为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制定抗日战略，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想法，早在日军强占东四省之时国民政府就制定了相应的战略，这一点我们们从蒋介石庐山讲话完全可以分析出来。

　　　　蒋介石的庐山讲话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含蓄但是毕竟他承认了延安方面的合法地位，发出了将要抗日或者说不再压制抗日的信号，值得肯定。但肯定是一回事，有人吹捧之“掷地有声”一类的，大可不必。

　　　　从蒋介石庐山讲话可以看得出，老蒋政权肯定有抗日的通盘战略：首先老蒋和他的幕僚们一致坚持能不打就不打，好听点说就是极力追求和平。这一点在其讲话看的非常清楚。在第一部分就强调“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重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第三部分再次声明“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第四部分再一次强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们还是希望和平的”；最后再次提出“我们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所谓“苟安”，应该是汪精卫后来所为，这一点值得肯定。

　　　　说白了就是咱能不打还是不打了，如果能花点钱或者磕几个头就能把事情办妥那是最好不过了。实在逼得没办法了，那咱们就打吧，人家都打上门来了，还抱有这种想法，这能是一个坚定地抗日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