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评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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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骋辞大赋的特点的概括。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闻其高论后“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盛览虽为牂牁名士，也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不同于司马相如，阅历有限，缺乏写那样鸿篇巨制的材料，所以此后不再言写赋之事。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赋的爱好者，他的合组歌和列锦赋应带有赋论的性质（从题目看，前篇由司马相如的“合綦组以成文”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形式，后篇当由“列锦绣而为质”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内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藩国君臣之作也有些，但传播有限，从整体影响上不能同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相比，多为咏物小赋或骚体抒情小赋，如梁孝王门客中上面提到的西京杂记所载柳赋酒赋之类，楚辞一书所收庄忌的哀时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而留存到今天的，就只有刘安的屏风赋百馀字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但是，汉赋同汉王朝的发展同步处于鼎盛阶段之时，它的内容、题材却并不是单一的，对社会的反映，也不局限于劝百讽一、歌功颂德。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抒发了悲伤抑郁的情绪。东方朔的答客难甚至对当时的社会作出“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样的概括。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则将宫廷女子的悲惨遭遇与凄凉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社会，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全盛时期，也不是没有矛盾，没有黑暗，没有污浊。所以说，这些作品同骋辞大赋一起，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较全面、立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当然，汉赋对生活的反映比上面所说要广泛得多。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或讽谏，或借以抒情，皆为四言诗形式，篇幅较短，上承刘胜文木赋，下启刘向咏物诸赋。即作为骋辞大赋奠基人与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除子虚上林之外，还有写神仙远游的大人赋，写被弃后妃的长门赋，通过吊古表讽谏之意的哀二世赋，表现男女性爱的美人赋。哀二世赋面对胜利的大汉天子，美人赋面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礼教，尽管都采取收敛的、含蓄的、甚至扭曲的方式表现，但仍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后者实际是借着写自己“坐怀不乱”的功夫表现了自己的心理体验。
汉宣帝（前73—前49）“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文学之士刘向、王褒、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宣帝并且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以上并见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汉宣帝不仅像武帝一样重视赋的创作，而且从社会功利和审美的角度给赋以高度评价。加之昭、宣之世采取宽缓政策，使民休息而吏治整饬，社会生产正常，经济上得到明显的恢复，四夷归顺，国家较武帝后期更为安定昌盛、富庶繁荣。所以赋的作者多，作品也不少。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如直臣萧望之也有赋4篇，刘向之父刘德有赋9篇。这些作品并皆散佚。王褒甘泉赋（又题作甘泉宫颂，今残），刘向清雨华山赋（今窜乱不可句读）属当时歌颂天子尊严、配合国家政教之作。大约因为昭、宣之世虽称盛世，但缺乏武帝朝那种激扬凌厉、积极向上的精神，已经脱离了需要夸饰张扬的社会背景，骋辞大赋显得只是效法前代，故没有留下堪称代表的名作，倒是咏物和反映下层社会的俳谐赋，在汉赋中独具色彩。王褒的洞箫赋写吹箫盲人的听觉能力、吹箫的情态及箫声，都极尽形容之能事，开以后以有形的文字写无形的音乐之法门。他的僮约责须髯奴辞都以俳谐语言，表现了现实的主题，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二千多年前社会生活的一些细微方面，体会到当时下层人民的思想、情绪，了解到当时奴隶的具体生活状况。刘向还有一些咏物记事之赋，如雅琴赋围棋赋麒麟角杖赋等，反映了宣、元之世文化与贵族生活的某些方面，但都已散佚。
四
到西汉末年的元、成之世，吏治废弛，社会趋于衰乱，政令虽多，徒为扰民。人们缅怀往昔，向往武、宣盛世，从而注意到收辑武、宣之时的赋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班固两都赋序。这是一种招魂心理的反映。但这也是西汉中期奏御之赋的最早集结。
就元、成之世的创作而言，与编集武、宣盛世赋作的动机一样，摹拟的风气极盛。西汉末年的辞赋大家扬雄，无论从创作数量方面来说，还是从影响方面来说，都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因此后人将他也看作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司马相如的作品体现了突出的创造性，扬雄之作则差不多每一篇都表现出明显的摹拟特征。这固然与作家个体的差异有关，但也不能说不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意识的反映。他的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沿着司马相如骋辞大赋的路子，有的明显表现出摹拟的痕迹；解嘲解难则摹拟东方朔答客难；太玄赋仿楚辞远游，反离骚广骚畔牢骚又仿屈原等作。但是，作为卓越的辞赋作家，他一方面摹拟，一方面又由于个人的艺术修养，而突破了以前的一些陈规旧式，表现出新的格局、新的色彩；思想内容方面，也由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冲击与影响，表现出一种以前作家未曾有过的强烈情绪。如扬雄的几篇骋辞大赋，除长杨赋之外，皆改变了此前宫苑游猎大赋“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程式，直接进入描述铺叙。甘泉赋的主题与规模仍遵循骋辞大赋的传统，却用了骚赋的句式；长杨赋的摹拟之迹最明显，而其讽喻劝诫之意贯穿全篇，与卒章见志、劝百而讽一的子虚上林异趣；解嘲解难论人情世态，入木三分，剖析事理，时有警句，表现出作者深刻的思想与敏锐的观察；逐贫赋将“贫”拟人化，纯用四言诗体形式；都酒赋风格、形式也与之相近，而篇幅更小，与神乌赋一样，诙谐轻妙，可以说上继贾谊鸟赋，下开曹植鹞雀赋等后代文人俗赋的先河。他在解嘲中说：“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辞。是以欲谈者宛（卷）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照着别人的脚印走）”，这同诗经所谓“变雅”之声何其相似！西汉末年，各种矛盾尖锐化，危机四伏，意识形态领域也比较混乱，扬雄即难以稳定地用一条标准来衡量是非，也难以把握变幻莫测的客观社会，所以在人格上显示出了二重性。但无论怎样，他在赋的创作上是有成绩的，他对赋也有一些简要的评说。如“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以上并见法言吾子。“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论赞引。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与扬雄同时的刘歆，其遂初赋略依屈原涉江哀郢，而繁缛闳衍又受司马相如和王褒的影响。然而他正是在这种综合继承之中拓展了汉赋的题材，为汉代抒情赋中述行之作的先声；其中“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盼兮，沙埃起而杳冥”等，既是式微的西汉末年社会的缩影，也是作者凄凉心境的写照。遂初赋的产生标志着汉代抒情赋在内容上由个人情怀向社会、向现实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转移。
西汉末年还有一个女作家班倢伃。她的自悼赋仿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但出自妇女自己之手，尤其是写自身的遭遇，自有其感人之处。古文苑所载捣素赋为骈体，因而或疑为晋以后人所拟作。其实语言上骈化的情形在西汉文中也是有的，以此为否定为班倢伃作的理由，尚不充分。班倢伃是赋史上第一位女作家。
总的说来，西汉末期赋的创作是有成绩的，扬雄、刘歆都是善于模仿的作家，然而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的创作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3章 汉赋概述（3）（）
五
由于长期战乱，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后汉书郡国志。“边陲萧条，靡有孑遗”。后汉书光武帝纪。从光武帝（25—57）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到明帝（58—75）之时，残败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明帝、章帝（76—88）两朝，虽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开始，但朝廷对诸侯王、大臣、外戚的权力都有严格的限制与防范，朝政清明，社会安定。首先揭开东汉赋的创作之页的，是班彪。他于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自长安往凉州（今甘肃武威）避难，因路途所见，触景生情，在安定（当时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成北征赋。虽未能直接描写民生疮痍，但作者“遭世之颠覆”，“罹填塞之厄灾”的悲伤感叹，充溢于字里行间。
与班彪同时的赋作家有崔篆、杜笃、冯衍。崔篆的慰志赋表现了改朝换代之后文人在出处去就上的为难和内心痛苦。名曰“慰志”，即言其在出处方面心有歉疚，一直折磨着自己，故述之以自慰。整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都是权柄与刀枪说了算，文人只是依附于这个或那个政权，既不具备从历史、社会的发展确认是非、决定去就的能力，又受传统君臣大义一类观念的影响太深，所以在易代之际不是一头撞死在“忠”字上，便是留下永久的不平与悔恨。崔篆慰志赋是第一篇表现这种心理的文学作品。此后如庾信、颜之推等直至明清之际的侯朝宗、钱谦益等，其作品表现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冯衍因为开始事非其人，归降刘秀后未得重用，在纷杂的人事关系中受到排挤，作为一名颇具政治见解的人物，居家无用，于建武末年作显志赋以抒怀。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冯曲阳集题辞谓：“敬通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其扬眉抵几、呼天饮酒。诚哉，马迁、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