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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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革新之前，浙一师的语文课就已部分采用白话，他认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有教师因为反对白话文而辞职时，他反而认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这是1919年4月间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断为聘请新教师奔走，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来在校的夏丏尊，分别担任四个年级的国文老师，被称为“四大金刚”，都是倡导白话文的。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的，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

　　　　他要把我们个个都教育成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教育实践中的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这个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现代型的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中国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这一切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那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发生这些事他并不知道，再说他并不干预学生的课外生活。

　　　　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叫《独见》的杂志，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与施存统们针锋相对，共办了10期。

　　　　其实，这只不过是守旧势力的借口，关键是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人攻击他“在校刊行《浙江新『潮』》，提倡过激主义，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种种邪说，冀以破坏数千年来社会之秩序，洪水猛兽，流毒无穷。……”还有人攻击他“贻害青年，灭伦伤化”。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浙江一师风『潮』的最后结局虽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校长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他拒绝接受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并立即离开杭州，决不苟且，尽管他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他很少有时间游玩，但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了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叹“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同年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日记中说：“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主要参考书目：

　　　　1。经纬鹰编，《经亨颐诗文书画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1983年印。

　　　　4。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

　　　　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46章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1）（）　
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做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其中有8年在流亡途中，还有半年出国，实际在杭州的时间不超过4年。他的故乡浙江上虞东关，离杭州不远，青少年时代出门求学他曾路经杭州，但第一次见到西湖已经是1919年，一年前他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回国。1948年2月8日，他生平第一次到西湖边的孤山探梅，日记中说：

　　　　余第一次到西湖是在民国八年夏天，在宋庄过夏三个月，把西湖统走到了，但从未记得有林和靖墓和放鹤亭，也许年久忘了。以前光绪卅三、四年虽曾经过杭州，均由西兴过江，直至拱辰桥坐轮赴沪，不至西湖也。

　　　　就是1919年的这次杭州之行，青年竺可桢在1920年写出了科学论文《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认为西湖“可以断定是一个泻湖”，西湖最初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钱塘江带下来的泥土淤积沉淀，慢慢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泻湖。他推断西湖形成“至少在一万二千年以前”，“如果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茸，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现在我们尚能徜徉湖中，领略胜景，亦是人定胜天的一个证据了”。至于“杭州附近的冲积平原，不过是钱塘江所成的一个三角洲”。此前1916年10月，他在美国留学时，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钱塘江怒『潮』》，对“世界之奇观”浙江『潮』作出科学解释。

　　　　1936年4月下旬，竺可桢初到杭州，5月18日正式宣誓接掌浙大，千头万绪，为经费、为校舍、为图书设备、为聘教授而苦心焦虑，除了偶尔参与集体活动，他几乎无暇顾及西湖的湖山之美，日记中留下的记录很少。当年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浙大教职员“康乐社”组织登山比赛，爬西湖边的葛岭，共有男女老幼60人参加，第1名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登顶只用了8分钟。竺可桢是第13名，他给所有人发奖品，第1名得到郑晓沧翻译的《小男儿》，其他人是“飞机”、泥菩萨等不一。1937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讲到苏东坡疏浚西湖，400年后又成了桑田，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船也过不去，到明代的杨孟璞才恢复宋时西湖。这一天他的日记中还错把“接天莲叶无穷碧”当成了苏东坡的诗。2月14日他到超山探梅，3月7日，他又带社会学家陶孟和前往，“抵宋梅亭则梅已盛开，较之二星期间大不相同，下星期则全部将落矣。”3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开社友会，他们16人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

　　　　浙大的13年，竺可桢没有因校务繁忙而完全中止科学研究，其中也有与杭州有关的论文、讲稿，1936年11月2日、3日，他连日早起写成了《杭州的气候》讲演稿，对杭州的气温、雨量、风、霜等都有细致的考察。1948年9月20日，他写过《中秋月与浙江『潮』》一文。他对物候、气象的观察几乎天天记在日记中，如今读来更觉亲切而珍贵：1936年11月18日，“近来浙大校长官舍墙上自爬墙虎已落叶（青者未落），枣树叶全落，柿子、梧桐尚未落叶。”即使游玩，他也带着研究的眼光。同年9月13日登玉皇山时，他在山半、山顶分别测量高度，下山经过满觉陇，见桂花未开，他推测“迟一周则香气满谷矣”。1937年4月14日，他从南京回来，“抵杭州则桃花均落，偶有开者极少。金枪花全落，小绣球盛开，墙上爬山虎叶已出。”

　　　　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由遵义重回阔别8年的杭州，第二天他来到西湖边，经白堤、断桥到了平湖秋月。他终日为浙大回迁事务而奔走，无心风景之胜。虽然湖山依旧，但浙大校舍已被日寇糟蹋得面目全非，华家池的浙大农学院4层洋楼本是30年代杭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气派壮观，如今是一堆荒草石砾（被趁火打劫的本地不良百姓拆毁，拆下的玻璃钢条卖给了日本人）。校本部的图书馆也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框架，宽敞整洁的办公厅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大礼堂仅存屋顶和柱栋。当时拍下的一组照片“浙大校舍劫后景况”就是真实的历史见证。11月11日，他返回贵州前一天，在昔日的校长办公室中徒步，8年了，当年他亲手种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竟都安然无恙，墙角的桃树，他以为必死，哪知也是硕果犹存，一枣一柿一梅也如故。“低廻往复，恋恋不舍”。

　　　　1946年6月，浙大终于迁回杭州，他才松了一口气。7月20日，他和同事、友人在“楼外楼”吃饭，在三楼上看苏堤、阮公墩，景致极佳，一年前在遵义时还没料到有今日，“谈笑甚欢”。8月15日，他路过苏堤，“六桥杨柳依然如故，但桃花尽去，而路面不修，故不及九年前之易走，惟风景仍佳丽耳”。是日，他在飞来峰下喝茶，再到孤山下的“楼外楼”吃饭，又在三楼看苏堤、阮公墩，日记中说“至足乐也”。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45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