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

第38部分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8部分

小说: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京报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给人五千元,并将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六百元,增加至一千元。次日京报即一百八十度转变论调,由攻击顾维钧,改变攻击王正廷,使世人大为惊奇……

    在段祺瑞时代,与京报复刊之后短期间,邵对于报纸,尚属努力,故该报时有特别消息与社论,尚为世人所注意。其后堕落日甚一日,除抽鸦片烟外,嫖赌玩乐,无所不来,故用度日大,要钱更厉害……

    他曾屡次向奉天军阀张作霖要钱,均获如意。十四年冬郭松龄倒张作霖之戈,邵又受郭之金钱,大骂张作霖。张派人向他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他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邵飘萍。张作霖听了此话,非常生气,遂决意必杀邵飘萍而后已。”(《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07—108页)

    张学良接见北京报界营救邵飘萍的13个代表时说:“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但此事难以挽回。张作霖宣布邵飘萍的罪状是“宣传赤化”,胡政之发表的悼文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直呼“大冤”。龚德柏回忆自己在《大同晚报》上曾发表这样的社论:“奉方之愚不可及。你们以为宣传赤化是大罪,而不知反而成全邵飘萍,使他成了名人。邵飘萍这样的人,应该列举他敲诈不遂,挑拨政『潮』之种种事实,归结起来,判他一百个死刑,执行一个死刑,使他永世不能翻身才对。宣布他赤化,那才是愚蠢哩”。当天下午,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从前在国务院招待新闻记者、深知邵飘萍的人说:“在奉军下,一文不给他,他非穷死不可,何必枪毙。枪毙反是他的造化。”(同上,152页)张学良面对北京报界代表的再三恳请,也曾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转引散木书,34—35页)

    龚德柏说:“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个人,是鼎鼎大名被枪毙的新闻记者。有些不知道内容的人,还崇拜他们,以为他们为言论自由而死,而不知他们是为金钱而死。”(《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10页)

    这种说法诚然不能完全采信。作为邵飘萍的朋友,胡政之在1926年5月9日的《国闻周报》写下《哀飘萍》,其中说:“飘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采访新闻,实具天才。”同时,他也不回避飘萍的缺点:“飘萍自视不同寻常,故居恒开罪于同业之机会甚多。……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业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胡政之文集》下册,1130、1130—1131页)

    邵飘萍之死终究是以身殉报,为言论自由而死,胡政之称之为民国十五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1912年3月14日,邵飘萍曾在《汉民日报》撰文:“春气渐暖,柳芽桃蕊争媚湖山,又来雪影几痕,便添出好诗无数,但雪中鸿雁,嗷嗷无声,吾辈快活,他们越苦,言念及此,不禁为之凄然。”4月10日,袁世凯的代表张某来杭,他在时评中感叹:“若曰苏堤垂柳,大好湖山。张先生所见之而欣然慰者,正吾人对之而凄然欲涕者耳。呜呼!”他执笔之时在意的总是民生忧患、制度健全。他常念叨“阳光一缕,抵得万句共和”。如何使新生的民国变得名副其实,这是他十五年报业生涯中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我写下此文时,西湖边梅花已谢,桃花、玉兰花开得正盛,登临吴山或孤山,漫步西湖,面对同样的“苏堤垂柳,大好湖山”,人们想起的大概多是苏小小,是古往今来文采风流的文人墨客,是奢靡显赫、享尽人间荣华的帝王将相,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想起新闻史上曾光焰万丈的邵飘萍?

    主要参考书目:

    1。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合订本。

    4。散木,《『乱』世飘萍》,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龚德柏著,《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7。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39章 “纸头敌不过弹头” (1)() 
1901年,20出头的松江秀才史量才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西湖畔金沙港的杭州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求学。这是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一所新式职业学堂,1898年春天在关帝庙旧址上开学,与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并称为四大新式学堂,史量才有幸成为第二届学生。1903年秋天,他在蚕学馆毕业,与30亩弥满绿意的桑园依依告别。少年量才在西湖呼吸到新学的空气,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杭州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他在西湖留下了自己年轻瘦削的身影。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会料到,他以后将踏上一条陌生的新闻报国之路,更没想到杭州的青山将是他的埋骨之所,西子湖畔还会留下一处“秋水山庄”,让后人空对着昔日琴声笑语的庭院,重温他当年留下的诗句:“案上横琴温旧课,卷帘人对牡丹开。”

    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有志于办学,1902年他从杭州放寒假回家,就在家乡江苏松江泗泾镇倡议办一个新式小学堂。虽然困难重重,但在他的热情奔走下,“私立养正初级学堂”居然诞生了,其时杭州有一家“养正书塾”(今天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毕业后,他先到上海王氏育才学堂担任理化教员,1904年就赤手空拳开创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因为经费匮乏,他继续在其他学校兼课。辛亥革命前,他在被誉为“知识阶级宠儿”的《时报》做兼职编辑,然后又做了专职编辑,开始接触近代报业。他曾热心参与一波接一波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等,1905年,张謇、黄炎培等名流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他成为其中的骨干。《时报》的“息楼”那时几乎是个上海新闻界、教育界、商界精英高谈阔论的中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他就是座上客之一。青年史量才这个时候开始初『露』头角,显示出实际的才干,受到状元实业家、江南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的赏识,“量才”的名字还是张謇给他改的。他和陈英士等革命党人也有来往,上海独立后他一度受命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

    史量才生命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12年秋天。9月23日,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支持下,他以12万元的代价,从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手里买下老牌报纸《申报》,10月20日正式办理移交,他出任《申报》总理。英商创办于1872年、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从此迈入一个新阶段,他也从此走上一条新闻报国的道路,这一年他32岁。黄炎培曾这样说,史量才“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胡政之称他为“新闻界中之敏腕家,而热心家也”。正是在他手里,老《申报》才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望平街上撼不动的“巨无霸”,举国舆论的重镇之一,创造出《申报》的黄金时代。名垂新闻史的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人都曾是《申报》的记者、编辑。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初,日发行量不过7千份,5年后(1917年)达到2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3万份,1925年突破10万份,1926年突破14万份,1932年超过了15万份。从袁世凯当政到蒋介石浮出水面,《申报》以独立的民间报纸角『色』,做天下之公器,史量才力图把这份报纸办成后人眼中的“史记”,留下真实可信、永远无愧的记录。他的作为不仅受到读者和知识界的肯定,也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致电《申报》祝贺。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主办人北岩爵士访问申报馆,高度评价《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申报》确实无愧于这样的赞誉,无论面对皇袍加身的袁世凯,还是大大小小飞扬跋扈的军阀,乃至国民党政权,史量才和《申报》都没有低眉顺眼过。1927年后,他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所派员进驻报馆。1932年,国民党中宣部提出要派员进驻报馆,他如此回敬:“《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他还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无『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发表鲁迅、陶行知等人的大量杂文、评论,国民党当局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换掉黎烈文,他的回答是:“《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他当面对吴醒亚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

    据说,蒋介石与史量才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徐铸成《报海旧闻》中的说法。

    另一个不同版本来自黄炎培《八十年来》的回忆。有一天,蒋介石召史量才和他去南京,本来谈得很融洽,不料临别时,史握着蒋的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他记得这是停邮风波前的事。

    第三个版本是,有一次,在南京国民党要人款待史量才的盛宴上,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的威力,说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嘲弄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报者拥护。”合座为之默然。这是冯亚雄的回忆。

    1931年11月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将17位上海各界领袖召到南京,《申报》的报道称:“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和平、外交、建设各项问题意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各界领袖赴京。”黄炎培这一天的日记说:

    上海被邀到者连余凡十七人,十时蒋到,谈至十二时半。

    午餐于励志社。……

    夜,蒋邀餐于其家,餐毕长谈……

    在《申报》禁邮事件之前,黄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见蒋长谈唯有这一次,对话应该就在此时。被邀的17人来自报界、银行界、实业界、出版界、教育界,虞洽卿、王晓籁、张公权、刘鸿生、穆藕初、陈光甫、王云五、黄炎培、徐新六、钱新之、林康侯都在其中。蒋介石和17人合影时,站在前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