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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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人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有一番话：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里的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却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
穆藕初是有抱负的实业家，更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共和，非普及真正的国民教育不可。他平时生活特别俭朴，布衣素食，衣服破了也难得添新衣。可他是中华职业学校最热心的校董，长期捐款提供经费。有一次捐款，每个校董捐400元，他签了一张800元的支票，帮另一位有困难的朋友代交了一份，并交代不必让其本人知道。他说，如果免费生多，费用不足，还可以去找他。希望具体办事的人要体会黄炎培等创立这个学校的苦心，不要让精神受物质的影响而稍有减『色』。有几次捐款，他个人的处境极为困难，都是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的款。他生平还资助创办位育小学、位育中学。
至于他出巨款捐助优秀学子留学的佳话更是有口皆碑，其中一个助学大手笔是在1920年，他同时帮助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江绍源等6人到欧美留学。《藕初五十自述》中说，那年元旦，他在江苏省教育会和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人聚餐，说起钱财应该如何使用，对于国家社会最为有益。大家一致认为那只有用于教育，他很赞同。之后，他决定捐出5万两银子，资助北大毕业生出国，不限省份，不限科目，只要是男生，道德、能力、学问都好，日后可以做各界领袖的就可以。他请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这件事，请蒋梦麟、胡适等辅助，当年所派的学生都是一时之选，受过“五四”的洗礼，他深感欣慰。北京《晨报》等报纸曾以“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创举”为题做过详细报道。
之后，他还资助过方显廷、张纯明等多人出国留学，前后至少有20多人。方显廷本是厚生纱厂的一名学徒工，少年失学却好学上进，在他的资助下，从南洋模范中学一路读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1年到1923年，在方留美之初，他按月汇80美金的生活费。后来他因纱厂事业受挫，无力继续支持，方依靠勤工俭学，终于在1928年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归国时旅费无着，也是他设法解决的。方后来成为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等齐名的经济学家，与何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1937年6月，方显廷、罗家伦、周炳琳等10位受他资助、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作为永久纪念，也是效法他的义举。1940年1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则消息：“穆藕初先生奖学金首次得奖者已决定农科一名中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联大周大晶。”
三佛教信仰
第31章 “棉纱大王”穆藕初筑庐西湖 （2）（）
穆藕初与西湖出家的弘一法师交往很深，《藕初五十自述》中有详细回忆。1898年，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时，与他哥哥穆湘瑶同学，由此结识。1904年8月，他们一同在上海创办“沪学会”，还一起参加过抵制美货活动。1923年春，弘一法师在上海太平寺挂单，他就佛教问题请教这位“目光炯炯，气象万千”的高僧：“我知道佛教是出世的，我国衰败至此，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所以我不太赞成出世的佛教。”弘一法师回答说：“居士所见的属于小乘的、自利的。出家人并非属于消极一派，其实积极到万分，试观菩萨的四宏誓愿便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切新学菩萨，息息以此自励，念念利济众生。救时要道，以此急务。推行佛化，首在感移人心，完成慈愿，永息杀机，并非希望人尽出家。出家须有因缘，而出家人也讲孝悌忠信，也主张尽力建设，造福苍生。”弘一法师的解释让他豁然开朗。
同年5月，他在太虚法师那里也得到了相似的解释，太虚认为，设立工厂，创办实业，赖以维持生计、获得温饱的人那么多，这都是布施的真义，也就是我佛利他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佛是极平常的事，只要人类各尽正当职业，各发真正的善心，譬如做官的，则尽做官本分，以利国利民为职志，不作丝毫利己损人的贪念，时刻怀着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则成佛可『操』券而待。其他士、农、工、商也都如此。总之，只要能从各自原有职位，脚踏实地做去，各充其菩萨心肠，打得破利害关头，使自己的心毫无牵累，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
此次问佛之后，使他确信，“佛教自可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义，做许多好事于人间。”
他与弘一法师保持着经常的书信往来，对后者多有赞助。1928年12月，他曾与刘质平、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等7人共同发起《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款启》，他本人就出资不少，次年，朴素而雅致的“晚晴山房”在上虞白马湖畔建成，弘一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929年2月，在他的资助下，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历经一年多创作的《护生画集》第一册顺利出版。弘一法师自认为最重要的佛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也是他捐款700元委托中华书局出版的，原稿一直保存在他手里，弘一法师的亲笔遗嘱中提到“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为了答谢老朋友的帮助，弘一法师多次送他书法作品，其中一幅“视大千界如一诃子”是1918年7月出家前送他的。有一次，丰子恺偶然在苏州灵岩山佛寺见到弘一法师1921年送他的佛经字幅，慨然题词：“藕初居士乃当年沪上巨贾，皈依大师，热心弘法。白马湖晚晴山房之建筑及《护生画初集》之刊行，此人曾慨捐资财，亦难得也。”可惜这一珍贵墨迹已毁于“文革”。
四“新兴商人派”代表
穆藕初被青年『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他从不攀附权势，与盘踞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接触，也只是为故乡江苏的民生执言，其时，孙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辖有江苏、浙江等五省地盘，他写信给孙，再三建言，在满目疮痍的时刻要以建设为重，与民更始，给人民发展事业的机会。他上书其他军阀政客也都是为民执言，为发展实业说话，从不为一己之私。他一再强调“若不从地方自治入手，政治决无清明之望”。他认为商业不振的原因在于政治不良，民国以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尤其是1923年，面对贿选总统的闹剧，他代表的上海新商人力量有过一鸣惊人的表现，在上海成立了“商人『政府』”。
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任期未满的总统黎元洪，以内务总长高凌霄为临时摄政，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各方质疑。“商人『政府』”就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出现的。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不承认曹锟政权有代表国家的资格，这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上海商界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由70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是由上海总商会的会董担任，商人要直接掌握政权。
各方舆论对“商人『政府』”的反应不一。远在广州的『毛』泽东在7月11日的《向导》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称赞“上海总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初先生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表示”。
“商人『政府』”到8月份就结束了，如同海市蜃楼。但毫无疑问，穆藕初代表的新一代实业家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与那些只会消费各种娱乐、锦衣玉食的官僚、军阀、富翁不同，他们是文明的增量，是引入新因子，添加新东西，而不是单纯的消耗。
1928年以后，他先后做过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常务次长、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七七”棉纱机就是他改良发明的。从1928年的“救护伤兵协济会”到1932年支持“一二八”抗战的军需，他对公益的捐助向来不犹豫。他廉洁自持，平时写私人信笺，连公家的邮票、信封都不用。他生平办事，公私款项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组织纱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是账房、栈房、物料等涉及钱物的部门，一概请股东选派妥当的人来主管，他自己则立于监督地位，可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这是他引以自豪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在上海半淞园发起斗黄头鸟的赛会，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提倡正当的娱乐，其实，有着深远的意义。比赛前，他做了一次演说：“斗黄头，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娱乐，现在我们重新来提倡这种古旧的娱乐，乃是希望大家在此国难日深的时候，应当摒弃赌博、烟酒、跳舞等不良嗜好，学习黄头鸟的合群、团结和战斗精神，以共赴国难。这次比赛，胜的败的，都可以获得奖品，没有赌博的意味在内。只是希望你们看一看这种鸟类，当两者交锋的时候，拼命战斗，绝不中途妥协，更不会见到对方气势稍壮，而就退缩不前，喊‘不抵抗’。看了鸟，还应该再来反省反省自己。”
1933年，他在回答《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时，写了一段话：“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30年代初上海各界精英推进宪政民主的活动，他几乎都参与了。这一切在做着“宪政报国”梦的法学家张耀曾的日记中留下了痕迹。1932年4月5日，包括他在内的上海实业、金融等各界名流65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说明不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提出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等主张。4月10日，穆藕初和黄炎培、张耀曾、张公权、虞洽卿、史量才、刘鸿生、杜月笙等61人再次发出致国难会议的通电，希望『政府』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再用公款支付国民党的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在8个月内公布民主主义宪法。他们发起一个“民宪协进会”来推动宪政，以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为主。6月28日，“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在银行公会举行成立会，到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