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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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同朝之人已无一存。”并寄去了一组诗《戊戌政变杂咏》。这一年他已经87岁高龄。6月7日，叶恭绰读了他的《戊戌政变杂咏》后说：“如读天宝，如录永贞，同深怅惘。”并告诉他，有友人找到了当年徐致靖推荐他和康、梁等五人的那份奏牍，如果他要看，可以抄寄。6月17日，他写信给叶恭绰：“徐学士荐举长素兼及下走，前此从未获睹。被荐之后，以避嫌未敢私得，其荐牍从未获睹。不意尚有存稿，甚愿一观。”“学士眷属早径南下，囊在某报见有投稿，自著一士者，喜谈旧事，想系其家子弟，不知尚在都下否？”三天后（6月20日）他收到叶恭绰寄来的徐致靖《密保维新人才疏》。10月22日，作为戊戌变法唯一的见证人，他在这份《密保维新人才疏》上题跋：“疏中所举五人，（谭嗣同）不幸陷于刑戮，余三子均作古，存者独元济一人而已，世事沧桑，可胜浩叹！”

　　　　1898年6月13日，徐致靖在《密保维新人才疏》中保荐张元济等5人，其中说：“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

　　　　张元济在《戊戌政变的回忆》中说，正是由于这一保荐，6月26日（即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他和康有为同时在西苑勤政殿受到光绪帝召见，那一天年轻的光绪帝在接见康有为之后和他谈了3刻钟，光绪帝问及他于1897年奏请创办的通艺学堂，从学生人数到功课设置等，都问得很仔细，他回答有英语、算学等，都是初步。光绪帝说：“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又问有无铁路课程，他说没有。光绪帝说印度铁路已修到西藏边界，现在云南交涉事繁，从北京到云南需两三个月路程，外交怎么能不吃亏。他回答，要开铁路，必须赶紧培养人材，不光铁路，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还有翻译等，都很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材。当他表示“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国家总有希望”，光绪帝叹息说：“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很多年后他仍记得光绪帝的语音很低，语气极温和，龙椅后窗外隐约似有人影，他也不敢多说。

　　　　1916年4月2日到9日，张元济从上海到杭州，探望了当年上折子推荐他的徐致靖老人。4月13日，他回上海后还曾写信给徐。同年12月23日，他写信告诉康有为，想印《戊戌六君子集》，前一天他刚从海盐扫墓、取道杭州回来。1919年，他在商务印书馆排印了徐仁铸的《涵斋遗稿》，分送徐家亲戚友好，他还聘请徐仁镜到商务编中学教科书。直到1949年，徐致靖的外孙许姬传随梅兰芳出席文代会，在旧六国饭店遇到他，问起袁世凯是否出卖维新派的事，他回答说：“我在戊戌政变中是外围，有些事没有参加。

　　　　”他所说的确是实情，他所热衷的是教育，被徐推荐也是因为办学，大约戊戌六七月间，他曾劝说康有为乘皇帝诏令各省广设学堂之机，“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康有为没有接受。此后他投身商务印书馆的出发点正是教育。1899年11月，他在上海曾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笔谈，一致认为“维新以西方作模式，最终是不利的”，“要培养人才，首先必须兴办学校。在形成知识分子伦理道德方面，我们必须首先关心学校里的学生”。谈到康有为时，他说：“康有为这类人总想把他们的主张强加于多数人，但结果正像你说的那样，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这一年，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眼光、有远见的基督徒夏瑞芳订交，当时商务只是一家小规模的印刷厂。

　　　　1901年10月5日，对办学一直不死心的张元济写信给盛宣怀，建议广设学堂，“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他提出设学堂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能稍稍明白”，一改“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的积弊。1903年，他应夏瑞芳之邀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时，就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相约（1901年他已成为股东）。1911年8月，他曾被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到1913年9月，他写信给正在组阁的维新同党熊希龄：“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财政固根本问题，而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

　　　　商务印书馆是个全新的事业，在一个早就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要说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张元济的介入，成为商务的一个新起点，他从设立编译所、编纂教科书入手，不仅要把商务办成“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的近代出版机构，而且看作是“重要的教育机关”，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这一年他36岁，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他在商务先是主持编译所，几年后担任经理，主持整个商务印书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商务。1932年，他在写给美国金恩出版公司普林顿（georgeplimpton）的信中表示，自己不在政界，“现唯从事补助教育、唤醒国民”，其中不无自豪。他与陈三立同辈，与康、梁、谭、严同为徐致靖推荐给光绪帝的才俊，戊戌之后转向教育、出版，他的事业确实是延伸最久，从晚清起始一直绵延至今。

　　　　1936年6月，为庆祝张元济70岁生日，蔡元培、胡适、王云五联名发出《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履虚荣，致力文化事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相隔20年，1956年10月，张元济90岁时，商务出身的茅盾祝辞中也有这样一句：“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

　　　　从1902年介入商务，张元济几乎把毕生的心血都注入了商务的事业。在他身后，当商务印书馆迎来百岁生日时，曾有一首叫做《千丈之松》的颂歌，歌词是由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诗词集句而成的，第一段歌词就是张元济当年为一位同事写的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第四段又是他的词：“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张元济初入商务，怀抱的正是“开通民智，教育救国”的志愿。自晚清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商务在他们的努力下，本着昌明教育、普及文化的宗旨，愣是在动『荡』的『乱』世夹缝中创造了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严复翻译的学术名著，不懂外语的林纾以生花妙笔转译的外国小说，都曾风靡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乃至亲自编写的那些中小学教科书，启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在建构中国人的知识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

　　　　商务被看作是“全国的文化总枢”（当时远在四川的实业家卢作孚为义勇军拟定的许多抗日标语中就有一条：“毁坏我们全国的文化总枢——商务印书馆”）。梁漱溟、叶圣陶等都曾回忆起商务教科书和其他读物对他们一生的影响，作家冰心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深情地回忆：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有了商务印书馆，中国的出版业就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1930年5月，王云五代表商务访问美国时，《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赞誉商务“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文化事业是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商务受到尊敬并不偶然。到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商务已出齐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教科书共375种、801册，完成了连清廷都难以办到的浩大文化工程。至20世纪20年代，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约占有全国教科书发行量的70％左右。

第26章　“昌明教育平生愿”　（2）（）　
自晚清以来经历许多重大历史变动，商务始终屹立不倒，保持了勃勃生气。作为商务的保姆，张元济筚路蓝缕，创造了一个“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很多对近代历史进程有影响的译作都是商务首先出版的。商务在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率先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虽然比从商务出走、自创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慢了一拍，还是很快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五四”新『潮』澎湃，当世人为“白话还是文言”争论不休时，商务已在大量印行白话文的课本，这个行动实际上给一场激烈的争论悄悄地画上了句号。

　　　　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力，商务能急转航舵，显示了与时俱进、自我调整的能力，这里面张元济的作用是主要的。1920年初，商务高层曾商议过要在北京设“第二”编译所，请“五四”风云人物胡适主持，每年经费拨3万元，另由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主持，推出一套“新知识丛书”、中学教科书等，商务拟垫付版税2万元。商务的众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大胆起用新人，进行革新。这些在他1916年到1921年的日记中都留下了痕迹。早在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就记着，那天晚上他约鲍咸昌、高梦旦、李拔可到会议室，商务领导层基本达成共识：“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

　　　　1921年，商务曾决意邀请胡适主持商务编译所，虽然胡适最终没有答应，而是另荐了早年的老师王云五，但他在日记中认为：“对几千万少年的知识思想有影响的商务，要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

　　　　从190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商务在“严译名著”、“林译丛书”之后推出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汉译文学名著丛书”等都为国人打开了眼界。张元济称自己生平宗旨是“喜新厌旧”，其实他“喜新”是真，“厌旧”未必，许多大部头的著名典籍《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续古逸从书》《涵芬楼秘籍》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也是在他的主持下或他亲自校订出版的，他从来没有忘记保存古老文化传统的责任，他曾对顾廷龙说：“能于文化消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在他这里，知新与温故实际上是并重的，将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与引入新知一样重要。

　　　　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