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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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地倡导“中间路线”，而且在内战全面爆发前夕为斡旋和平竭尽全力。

　　　　张东荪至死都为自己参与北平“围城解纽”、“保全人民古物”而欣慰，他不可能看到『毛』泽东给党内的那些电报指示，胜券在握的一方之所以选中他，就是要让他这个有社会声望的书生在场，亲眼见证他们的“宽宏大量”，打心眼里认定他们是“仁义之师”。那时，他也曾是李宗仁最为看重的“第三方面”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李济深和章伯钧）。

　　　　他一生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哲学教授，读书、教书、著书、译书，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书生。他之所以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南飞，其中—个重要原因，就是“离不开他在北平执教二十九年所收藏的中外书籍”。（谢扶雅《怀念张东荪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当然，他留下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在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等报刊上，他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或许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自身的命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就是他留下的一声沉重叹息。

　　　　1946年，他在60岁那年说：“自问一生是专为思想自由而争，……今天要争自由自当先从其反面入手，就是必须先将一切妨碍自由的制度，例如特权阶级与特务警察等，完全撤废，这是消极方面。至于积极方面，则尚有待于教育的推进，并不是不受高尚文化的熏习就配有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一个关于全体的道德问题。”

　　　　俞颂华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和胡适并不一致。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不愿受任何约束，“铁的纪律”是他所头痛的。他的立场到后来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偏左（或者说中间偏左）的一翼。他自我定位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1948年2月，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

　　　　其时，民盟已被国民党解散，他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并不奇怪，他断言“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20世纪已是过去了”，“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文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和容忍的态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批评的，也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化自由的尺度下，就没有任何定于一尊的学说与思想。其实，这些观点与胡适并无分歧，可是当1948年11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讲演后，他发表《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一文，批评胡适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平和改良主义”，认为这是“完全忘记了历史”，是对当权者的迁就，精神不独立的表现，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是建立于精神的独立之上的。

　　　　张东荪一生都在追求他心目中的精神独立。在他看来，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整个的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汉『奸』特别多？他说唯一的答案，“是由于社会组织使然，即他们的生活根据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无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为了做官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得去做官。这个情形却与民主的社会根本上相反。”他一生参与那么多重大政治活动，说到底他还是一个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其实出发点无非为了追求这样的民主。

　　　　在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独立的思想，以言论影响社会。他说：“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正是独立自尊的人格成全了这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他的作为超越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宿命，也有别于古代士人的清议传统。他坚持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1965年，79岁那年张东荪填了“沁园春”一阕预作80自寿，虽说“休回首，似泥中曳尾”，虽说只剩下“有酒聊浇铁石肠”，然而，无论他的“憎命文章”，还是他的平生经历，“虏狱刑还”或“围城劝解”，每一幕都并不像他自己所解嘲的：“应笑书生不自量。”

　　　　主要参考书目：

　　　　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葛思恩、俞湘文编，《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影印本），1946—1948年，岳麓书社，1999年。

　　　　5。《胡绳全书》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7。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8。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察社，1948年版。

　　　　9。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0。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924年9月，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言中说：

　　　　“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如何程度呢！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上把出版和印刷业统称为书业。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遭革职，黯然南下，几年后怀抱教育救国的抱负进入商务印书馆。在他手里，中国出版业完成了近代化的过程。他被誉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一个“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榜样。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中国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出版机构，都与商务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创办人或主要骨干几乎都出身商务，与商务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和实际关系。陆费逵原来是商务的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1912年脱离商务、手创中华书局，迅速成长为几乎可以与商务相颉颃的出版社。1900年进商务的沈知方，从“跑街”到顾问，1912年与陆费逵一起离开商务，共创中华书局，几年之后又离开中华，自创世界书局，与中华、商务形成鼎足之势。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在商务做过15年的编辑，曾任《『妇』女杂志》的主编。屹立在出版史上的中华、世界、开明这些近代出版机构，各有特『色』，各有可圈可点处，他们和商务在营业上有竞争，在精神上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商务涵育、培养、锻炼了一代出版家，称之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或航母，当之无愧。

第25章　“昌明教育平生愿”　（1）（）　
一

　　　　张元济的故乡浙江海盐地近杭州，他对杭州非常熟悉，从1906年到1937年的30多年间，他几乎年年都要到杭州，有时一年不止一次。或为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公务，或为私事，他的日记和往来信札常提及杭州之行或与杭州有关的人事，沪杭道上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身影。1909年开设的商务杭州分馆旧址尚存（就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可惜老屋已无。除了商务分馆，梅花碑的文华古玩铺、孤山的文澜阁等都曾是他逗留难忘之所。1924年6月，他曾勾留西湖先后6日，在湖边一家清净的旅舍内完成嘉兴（古称槜李）乡邦文献的遴选、整理工作。1933年2月初和12月下旬，他几次来杭州，都是到文澜阁看《四库全书》藏书，校勘商务影印的文渊阁藏本，同行的商务杭州分馆经理俞镜清和徐莲僧、许宝骅等人忘不了，即使在火车上，他也要取出《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清样，用朱笔校订。俞镜清说：“老伯！太辛苦了，在车上还是休息休息吧！”他严肃地回答：“你不知道，不这样赶，是来不及了呀！”“何以说来不及？我已那末老了，快要离开人世了啊！”在杭州阅书的日子，上述三个人协助他翻书，他的阅书之速与精细，令众人叹服。

　　　　1889年9月，23岁的张元济第一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母亲为他准备了两个考篮，一个篮子放的是笔墨、剪刀、糨糊等文具，一个放的是锅、碗、面条和油盐酱醋等。三场考试，吃、住都要在贡院的号舍内，每餐都得自己动手，对他而言，这确实比考试还要难，他将面条放入冷水锅中煮食，煮成了面糊。考毕回家，一时传为笑谈。好在10月9日发榜，他中了第10名举人，与蔡元培、汪康年等同科。1892年，他赴京会试，与蔡元培、汤寿潜、唐文治、叶德辉等同科中进士。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失败，他将会在“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千年老路上走下去。1898年10月8日，在“戊戌六君子”蒙难后不久，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母亲却安慰他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挫折成全了他，使他成为近代转型期的出版业巨人。

　　　　回望戊戌年，是张元济一生的创痛，1937年，当陈三立在北平去世，离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殉国已有40年，当年陷于被捕、革职、流放的20多人只剩下他和熊希龄二人。“举目山河迹已陈”，他写下两首七绝《挽诗》。不过半年，熊希龄也在海外谢世，他成为硕果仅存的戊戌亲历者，“回首当年，哀感何极。”1953年5月23日，他在给江苏商界人士李伯涵的信中说：“戊戌变法时机全未成熟，当时顽固势力尚盛，同志诸人知其不可而为，至今思之，真可谓痴心妄想耳。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亦唯有付之浩叹而已！”这几句话可以看作他对自己身历的戊戌变法最后的评价。几天后（5月27日），他在给叶恭绰的信中再次提及戊戌变法，“此事实为清室兴废攸关，不幸女主干政，『奸』佞盈廷，钩党罗织，酿成奇祸。匆匆已五十余年。

　　　　昔日同朝之人已无一存。”并寄去了一组诗《戊戌政变杂咏》。这一年他已经87岁高龄。6月7日，叶恭绰读了他的《戊戌政变杂咏》后说：“如读天宝，如录永贞，同深怅惘。”并告诉他，有友人找到了当年徐致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