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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部分

小说: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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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 (2)() 
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反对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反复阐明历史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换言之,正因为历史没有意义,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第,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的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

    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英)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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