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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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台湾道道台永福与知府孙景燧，就把杨光勋与杨妈世的父亲杨文麟提到了府城，叫他供出儿子的躲藏地方，其后又说他犯了纵容儿子之罪，将其处死。并且杀了杨家满门。
紧接着台彭镇总兵柴大纪，派了不少的兵丁赶至诸罗县，不问青红皂白捉了几十个老百姓。但柴大纪与永福却又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向上峰报告，故意将“天地会”三个字改写“添弟会”，以免上峰责备他们平时对朱一贵所遗留下来的团体疏于防范。（朱一贵，于康熙六十年1721二月，相传为天地会成员）
驻在福州的福建按察使李永祺渡海来台查勘这件事，也就糊里糊涂地根据柴大纪与水福的意见，给乾隆一个奏章，只等乾隆的批示一到，便杀掉那几十个老百姓。
如今诸罗与台湾各地的天地会会友人人白危，纷纷聚集到大里杙庄，劝林爽文的准备动手。
林爽文的叔父林泮也劝其立刻动手，如今台湾是风云突变，情况已经是危急万分了。
梁明看了手中的密件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传令台湾动手。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他想停就能挺的下来的了。如果置之不理，那不仅会寒了台湾天地会会众的心，更重要的是台湾科的网络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动手是不可改变的了。
第183章 腐败的官场（）
孔老夫子有句话：“苛政猛于虎”，这句话用于乾隆中后期的台湾很适宜，艰难的生存环境和官府的沉重剥削就是两座大山死死的压在了百万民众的肩头。
乾隆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是一个要面子的皇帝，平叛、征战和自身的铺张浪费将他老爹留下的满仓银子花个精光，在其统治的中后期满清帝国的财政成了头等的大事。
乾隆四十五年开始，六名军机大臣为阿桂、福隆安、梁国治、和⒍尽⒏３ぐ玻渲杏谢Р勘尘暗牧汗巍⒑瞳｜为户部尚书，董诰、福长安为户部侍郎，这是乾隆前期不曾出现的。说明在乾隆后期，财政问题已经取代军事问题，变成了满清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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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出名的一项“演变”就是——议罪银。这是一个堪称“天才”的创新。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他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乾隆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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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乾隆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议罪银之外，还有对乾隆的“年贡”。这本很寻常，过年了嘛？各省敬献一些特产什么的也说得过去，可在和比ㄖ缶捅淞搜恕Ｃ磕暌淮蔚摹澳旯薄敝鸾パ荼涑闪嗽略戮聪椎摹霸鹿薄保鞯氐亩礁Т笤笔潜渥呕ㄑ南蚯 盎呗浮薄�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除了这些只外，各地的地方官员之间的“礼尚往来”那才叫一个“多”字。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在清朝的官场，钱神是很神通广大的。清谚云：“捐官做，买马骑。”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按照清朝的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当。“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清朝的吴研人在俏皮话中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在清朝，官职确实已成一种商品。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这等勾当了，清朝的地方官员当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无恐。过年过节是清朝官场的官员最为忙碌的时节，可谓他们的活动旺季，上下打点，殷勤周到，生怕遗漏了某某关键人物。有些甚至变卖家产，赶搭官场这辆班车。
清朝为何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当官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缘由的，有些人说不上有多喜欢当官，喜欢的是当官后可捞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李伯元在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清代的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银子钻进口袋，只进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场如战场，永远也别想只进不出。只要你还想在官场上混，你就得继续四处打点。仅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的黑暗。
“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清代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的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
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的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的手段，彼此各取所需。
这种贿赂自然不能空口白牙的说出来不是？中华文明博大渊深什么雅词没有？把这种贿赂雅化，就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还不是件易如反掌的事？就连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了些好听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的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
馈送诸敬花销很大，但馈送诸敬花销再大，京官索取别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万雪花银全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清朝官场的黑暗，真正可怜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就好比如今的台湾。
第184章 定南将军（）
台湾应该是一个种稻子的好地方，按理说迁来的移民是饿不着肚子的，可天灾也比不上人祸啊！如果说历史上的林爽文大起义半数的因由是台湾吏治的腐败，三成的因由是受到严打的天地会，那么余下的两成因由就是刚刚发生的人祸。这场人祸使得富庶的台湾旬月不到的工夫竟然没了可流通的粮食。（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单凭天地会的会众也闹不了如此大）
田野里的稻谷还没彻底黄熟，就被匆匆割下来运走。台湾的清军在村镇之间团团转悠，奸猾的衙吏大斗大斗的称量，台湾民间的稻谷仿佛是岸滩的沙粒被潮水卷滚而去。数以万计的民户只能拿着一袋袋明显不够数的银钱，看着辛苦勤劳打下的粮食被一车车的拉走。
而更让他们预想不到的是10月不到，整个台湾的米店都挂上了歇业的牌子，台湾没米了。这算不上要命的大事，不远的吕宋、越南都可以买到，只要向官府施足了银子，白花花的大米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运来，只可惜的是的来的银钱明显不够买下足年的粮米，这一年算是白干了。
这所以出现这样的事，那是因为台湾官兵勾结，他们把台湾的大米强行买断，再用高价卖给闽浙一带的米商，而这些米商最终会将粮食卖到刚刚平定了战乱的内陆。
最初，柴大纪也曾想到事态的不对，呈制止过镇营的走私。现在可还在缉拿天地会呢！若是台湾的百姓被天地会挑起了激愤闹腾起来，事情就不大好对付了。
但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很快就使人送来了五千两银子，这些都是倒卖稻米得来的。于是乎一切“完好”如初。
诸罗、彰化两县居民以福建移民为主，民风彪悍，米粮之灾本就是平天落下的无妄之灾，现在又加上无辜没逮捕的数十名百姓，人心顿时就有了不稳。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七，彰化知县俞峻、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带领了三百名清兵，开到离开大里杙七里路的大墩，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市，这些人算是来压阵脚的。
本来这也乱不了，可不知怎么的几个脑袋被驴踢了的蠢货自作主张“清剿：起了天地会。他们不知道谁是天地会会友，谁不是天地会会友，却是乱抓乱杀，而目烧了不少附近的村庄，弄得很多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蹲在路旁号哭。
此时的林爽文早已经得到了梁明的旨意，多年来训练的人马也悄悄地集结到了大里代庄，此地离大墩仅七公里，只见大墩城内火光冲天，哀号一片。林爽文趁着民情激愤，当即立断揭竿起义。
为了麻痹官兵，林爽文故意让族长林家齐“携牛酒伪至军前献款”，并声称：“请缓师，当擒林爽文敬献麾下，以保村中老幼。”林家齐是不愿趟这趟浑水的，可谁让他兄弟、儿子都已经入了天地会。林爽文在发展人员的时候，最先策动的就是自己的亲人、乡邻。
清将赫生额志大才疏，纯粹是草包一个，竟然信以为真，以至于清军“益懈，不为备”。
当晚，义军主力来到大墩，清军误作是“献款者”，后闻呼杀之声，方知中计，“始苍皇为备”。入夜，有人假称奉知县之命自潜回，有机密求见主将。进见时，来人以秘藏手雷燃火投出，清将赫生额、耿世文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