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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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问就知道，这个和军情局的运作息息相关，不过这个秀才方和志却不是军情署的人员，更不是白莲教的教众，他原本仅仅是一个当阳的穷秀才罢了。

　　　　自从两年前几万本书籍运进了大陆，中原情报署三大分处就在各地悄悄的运作着。书籍明显不是给寻常百姓看的，他们也看不懂，更不可能摆在大街小巷贩卖，这些都是满清的禁书。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陷害”各地的读书人，每本书各选一册用绳子一扎在晚上隔着门墙一扔了事。虽然绝大部分的书籍被：主人“当即烧毁，可世上总是有一部分另类。

　　　　如扬州十日记、扬州城守纪略、嘉定乙酉纪事这些书在满清早期是流传还是颇广的，可随着三藩被削，郑家投降，满清的统治渐渐稳固，这些书籍就成了明令禁止的禁书，一经查抄就是身死族灭的下场，慢慢地也就消失了。

　　　　不过很多文人还是知道有这几本书的，虽然没见过。在得到从天而降的一摞书后，或出于好奇，或是处于对满清的气愤（是气愤，不是愤怒），还是有几人私下里藏了起来的。这些人很少，在藏书的文人中也就是两三成罢了；另外一部分则是真正的大家，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藏书而藏书，这样的更少，一成都不到；藏书的主力还是向方和志这样的落魄学子。

第170章　文字狱前奏（）　
后世有人评价洪秀全，认为是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动摇了满清的统治根基，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定论。可梁明有个怪异的想法，洪仁坤（本名）这个屡试不第的穷酸秀才，假如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他最后一次科考中中举了，那以后还会有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运动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

　　　　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那石达开、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这些人也不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将帅。所以，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才到处都有，只要把事情挑起来，是人才的自己就会跳出来，你拦都拦不住。（想想开国众将中，有多少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泥腿子出身，可打起仗来gmd所谓科班出身的将军照样稀胡）

　　　　就好比方和志，他就是洪秀全的“消弱版”，同样屡试不第，却又无养家糊口的本事，平日里只能混迹于私塾、楼管之中，勉强顾住一家老小的吃饭。这样的人就是情报署的重点照顾对象，书籍的首选目标就是这些人。反正不用担心他们上告官府，因为满清的*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

　　　　方和志的“崛起”和“精明”让暗地里的情报署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真的，真的是感激之情，因为书籍的记载一直在文人阶层传播，情报署不能也不敢谣传至民间，一是这样的反言是流传不开的，二是怕引起满清的注意。可方和志的一袭缴文却提他们打开了局面，几天的工夫各种流言就光明正大的在豫楚大地上传播开来，随后以不可阻挡的架势向四周蔓延开来。

　　　　反映过来的地方官府连连明令禁止传言，可又怎么止的住，古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这个理。

　　　　传言使得白莲教义军的生存空间有所宽松，但现在不是十年之后，他们的根基比起后世纵横五省九年之久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弱的太多。不用乾隆的旨意，湖广总督特成额马上调集了大军联合川陕驻军和河南驻军分路围剿，在北京的旨意到达时白莲教义军已经被逼进了大山之中。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是要一举清除隐患。于是中华国就落得了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聚集在豫鄂边界的余下二十余万百姓全部遣发至暹罗。而梁明所要付出的仅仅是二十万两银子的礼钱，和以暹罗国发到的一封感谢信，外加几船暹罗的土特产，好歹也要有几个贡品不是？

　　　　中华国在这场波动中坐收渔翁之利，得到了天大的好处，两年的移民迁来了四十多万百姓，极大的巩固了中华国的根基。而满清则陷入了全国动荡的开始。

　　　　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泡汤了，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七旬老头一发生气，后果可就严重了。对待造反之人，满清是向来不讲留情二字的。就好比梁明发家的山东起义，清水教不但土崩瓦解，而且其主导的王伦等五人家族全部被灭，甚至牵连到整个寿张县的王姓百姓，他们的下场是一律斩杀。手段残酷之极。

　　　　陕甘、川楚、豫南，最后是五路大军进剿，将白莲教义军紧紧地围在山林之中，并且将当阳县翻了个底朝天，方和志的乡邻、亲朋、师友等等，只要抓到了一律处斩。对于方和志，乾隆可谓是恨之入骨，他可不傻，白莲教起义只是区域的一时动荡，可方和志的缴文却可以动摇整个大清朝。

　　　　虽然到了乾隆时期，满清的统治已经极为稳固了，渐渐的也占据了正统的地位。可就这样乾隆依旧要做出一副亲善汉族、友好士子的样子，在几次南巡之中他为了折服江南的汉族士子还特意穿着明朝的服饰，同当地大儒谈经论学，以用来证明自己的亲善。所以，对于方和志他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清军没有很快的实现他的愿望，押解方和志等人进京千刀万剐。豫鄂边界山高林密，义军有熟悉地形，辗转之间就拖住了满清的进剿大军，局势一时间僵持住了。但大局上义军却已经全盘落入了下风，只要不傻他就明白义军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次起义，白莲教在豫鄂两省的主力尽出，若是就这么被灭了那没有个十几二十年是恢复不来的。梁明不想这样就放弃了一个好子，马上命令情报署开展进一步行动。

　　　　四十九年九月，河南、安徽、陕西三省再次爆发了起义，主力依旧是白莲教；十月份，四川巴山地区白莲教再次举义。

　　　　梁明不求他们支撑多久，只要可以拖上两年，让中华国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迁移来的百姓就可以了，至于情报署用掉的近百万两银子，他不过是“呵呵”一笑了之。

　　　　白莲教的突然爆发明限让清廷有些措手不及，虽然很快就调集了各地的大军可毕竟给了义军发展的空间，而且各地用兵也大大减弱了清廷的军力优势。

　　　　时间很快就到了年底，白莲教义军屡受打击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河南、安徽的义军除小部分突围至山区外，大部被消灭；陕西、四川义军也都退入了山区；可他们毕竟是支撑下来了，冬季可不是个进山剿匪的好日子，各路清军也退入城镇进行修正，战火暂时得到了平息。

　　　　梁明可不想让乾隆过个好年，他怎么着也要恶心一下乾隆，况且第三步计划已经到了花开蒂落的时候了。

　　　　离过年还有六天，河南巡抚上了一道紧急奏折。这道折子让乾隆是火冒三丈，南阳知府郭凯峰得人私报当地大族邓氏藏匿禁书，报密之人是邓府的仆人，郭凯峰不敢怠慢当即派人搜查，得扬州十日记、扬州城守纪略、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嘉定屠城纪略、川中记事等书，现已将邓氏全族捉拿。

　　　　“杀”，这就是乾隆的批阅，并批示何裕城责令南阳知府清查，对于这样的人他是想来不留情的，乾隆标榜自己亲善，可在*上他比自己的老子、爷爷可厉害多了。

第171章　血染禁书案（）　
乾隆四十九年底至乾隆五十年三月，煌煌中原之疆血光四起。一月份即南阳之后河南洛阳、陈州、开封、归德等地相继出现禁书，中原大地动荡不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邻的安徽、陕西、山西、山东、甚至是直隶都出现了大量的告密者，而查经之后多半属实，旬月之间北方士林人人自危。

　　　　及至二月，两江、两湖、闽浙、两广诸省也频繁爆出禁书案；未至三月，四川、甘肃二省也陷入动荡；一时间整个士林掀起了漫天的腥风血雨。

　　　　或是贫贱书生，或是富甲一方，只要牵连进去一经着实那就是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甚至不少早已烧毁书籍的士林之家也难逃一劫。

　　　　经历了乾隆皇帝的“铁血手段”后，各地上至督抚下至县令，是无一人敢轻言手软，只要查实了就按律定刑，甚至连刑部都不用报例，直接拉出去行刑了。

　　　　整个国家，北六省，南八省，全是一片动荡，毕竟被杀的多是学识之人，而这些人在地方上又多是颇有名望的。在中国，读书人永远是联系地方的最佳人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地方督抚还是朝廷重臣，抑或是乾隆老儿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入了个“大局”。统治全国的自己却成了成了别人手中的刀子，还是一把剜自己肉的刀子，这让乾隆很恼火，偏偏布局之人遥遥无踪，这更让乾隆抓狂。但是这刀子依然要扎下去，自己再肉疼也要忍过这阵剧痛。

　　　　乾隆不发话，这已经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此一来各省督抚大员就彻底放弃了“挽救”，按着朝廷的惯例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对于乾隆而言，他很明白几个月来收监处斩的人中会有很多被冤枉者，可相比于满清的统治而言，这些人杀之不足惜。

　　　　朝中的大臣们，地方的督抚们心里也是亮堂堂的，可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劝进之言，更不敢在案子上手软半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

　　　　雍正年间第一*大案——年羹尧案中，年羹尧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惨死，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头骨悬挂于菜市口，手段可谓残忍至极。

　　　　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真他妈的恶心）

　　　　可他们这些上表称颂的文人墨客，又怎么料到自己称赞的“明君”，从即位的十六年起到翘辩子，五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多大一百三十余案，可谓发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发于“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轰动全国。各省查拿的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人犯较少的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单单是涉案人员，还没算他们的家人）。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抚，仅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

　　　　王锡侯的字贯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