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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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并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都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首崇满洲”为圭臬，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族亲贵大臣。
爱新觉罗家族在维护自己的特权时，总是竭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制造满汉民族的畛域。八旗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特殊待遇。
在经济上，极其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顺治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了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方圆500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的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赤裸裸地对他们的暴力掠夺。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又建立起俸饷制度。八旗兵丁俸饷远高于绿旗汉兵，康熙年间八旗马甲每月饷银3两，每年饷米46斛（23石），“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更非一般汉民所能攀比。
但是就像他们的老祖宗一样，进了中原的花花世界谁还去舞刀弄枪？当年横扫九州的八旗精锐变成了糊不上墙的烂泥，而给他们衣食为靠的土地也多半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注1）
可人家的家底厚实啊，京畿方圆500里内18万余顷土地啊！那是什么概念？想一想和ǔ煜露嗄辏膊还孟铝�1126顷田地，18万顷啊！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特别是普通的旗人（没爵位），因为种种诸多原因生活贫困、潦倒者多不胜数，但是富的流油的也是数不胜数，家中良田多则数千上万亩，少则百余亩，这些都是靠下面的佃户支撑着。
把这些个人拿刀一削，留下的就是多的数不清的官田了（中华政权治下的官田）。特别是北京城周边的，那些良田几乎全都是满清八旗贵胄的私田。汉人，就算你再是有钱，这边的田地你又拿得到几分？
富商，有钱没权，白搭；官宦，有权没钱的除外，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主儿，谁的根又是扎在北京的？况且，你就是再有钱，天子脚下，御史言官满地走的地界，你有那个胆量放手置买田地吗？
所以，把无主之田（跑了的）和抄没来的农田放在一起，数量一加，梁明看了也是心跳加快。
古今以来，想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拥护，有两条措施是绝对灵验的，一是减租，二是分田。两千年来那真是百试百灵！
不过梁明没那么大方，落进嘴里的肥肉他也不想平白的吐出来，那可是几百上千万亩的良田啊！
怎么办呢？一股脑的都化成官田。汉家百姓，无论男女，十六周岁以上，六十周岁以下，每人都可获得六亩官田；十六岁以下的，六十岁以上的减半。
每年缴纳一成的租税，按年产计量，实物租额或折租银额皆可。其中折租银额，则以当年粮价计算。
对京城周边的老百姓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处，比起地主家的那可是贱到了天上去了。
北京城边上的，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可以凑出足够的官田，很多还绰绰有余，不得不再行分配。
惊喜之中带着一抹彷徨，这就是如今北京城周边百姓的心理。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自然是欢喜的很，但问题是这做馅饼的材料都是自己昔日主子的，万一他们回来了彷徨、惊喜，两种情绪主宰着他们。
梁明已经很满意了，从最近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从天而降的中华政权还是抱有极大地善意的。可以说，只要中华政权能够继续的保持强势状态，等到夏粮收割那么，梁明就可以放心的说——民心尽入手中。（仅是这一片的）
不过梁明知道，离北京城越远，汉人地主的数量就越多，除了一批不长眼的，或是家族成分问题倒了霉的外，至少还有五六成的地主能在动荡中保存了下来。这些人多是乡里的头首人物，在地方拥有较高的威望，确实是每一个王朝统治的根基，根基浅薄的中华政权同样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以维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绝对凑不出如此规模的官田的。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让他们降低地租，如此一来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好在梁明手下还有一些个官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由他们解决自然是轻而易举了。问题解决的很快，不能不说这些个降官之中还是有几个人才的。
“以其为诱饵，逐民上钩。”这句话说的很不好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拿出一半来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后事，余下两成占为地方开支。
这句话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来引诱民壮当兵。官田是好东西，想要是吧？那来当兵啊！只要你当了兵，这官田就分给你家，租税还减半；三成料理后事——你若是战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两成作为地方府县的开支——你租给老百姓也好，你租给地主也好，所产生的财物就留作地方开支。也相应的减轻了朝廷的负担。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粮饱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当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土地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时，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满汉高利贷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渊薮。乾隆年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集中的趋向日益高涨，满汉地主往往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勾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地主和蝗司陀械逼�75座，对城市贫民进行苛剥婪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猖撅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热潮向边远地区扩张。据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地旗人月饷年米，发放有期，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资本乘机网罗射利。乾隆年间，在北京的社会上留传着这样一段话：“捐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当时高利贷者乘旗人窘困之机，牟取暴利的剥削形式。“典”，是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不动产（如地、房）或者动产（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粮饷）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就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3两（年36两），年米46斛（23石），高利贷者只需事先用20余两即可全部占有，其剥削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贵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设钱店，明目张胆地对旗人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佐领官在本佐领内借放印子银（一种货币形式的高利贷），有10个月扣完者，亦有12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八旗官员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酖止渴的唯一结局。，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263章 驱满（二）（）
这个法子梁明打眼一看心下就同意了，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京城附近的百姓就没有当兵这一来，怎么到了地方就变个样了？
对于这个的疑问，曹文埴做出了个极为完美的解答，“命异之，非朝廷可正。”
梁明很无语，但想了想也对，自己事一堆，那里管得了那么多！这公田制都废弃了一千多年了，从宋时起，元朝掐去，到明，再到清，土地兼并从未停止，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就没歇住过。
从中看，宋朝的官田很快就败坏掉了；明朝的魄力最大，搞了个兵户，最后弄了个大烂摊子；清朝的官田则是最少。自己也没想过捣弄官田，这也算是顺应潮流了。
况且那些个朝代都是大乱之后而定，自己这边还没见太多的血呢？自己除了杀掉一批地主恶霸之外，就只能抄没满洲八旗贵胄的土地，跟前面那些个朝代“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相比，太是小意思了！
所以，作为主导人的曹文埴算是出了一回彩儿，入了梁明的法眼。为了给众官员做出一个表率，梁明竖起了一杆大红旗，轻轻一摆手，曹文埴官复原职了。就名字换了一下，从顺天府尹变成北京府府尹。（实际上是一半，户部侍郎没了。）
而时间证明这个法子还是不错的，短短的半个月，中华军竟然招募到了一万七千多人的新兵。惊喜，实实在在的惊喜！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先前的预期。
在京津，中华政权的跟脚正在一点点的向土里扎！养料充足啊！
驱满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替中华政权赢得了战略先机。
近百万的满人“背井离乡”，自然是要有个去处的。北面正在打仗，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虽然都是“静坐战”却也是正儿八经的战场（双方兵力都紧张，中华军是真紧张，满清是一时间抽不出，赶不及）。所以，这边的路不通，除了一开始特意放出去了几万之外，卢龙、遵化、喜峰口、太平寨一带那口袋扎的滴水不漏。
而梁明之所以要放出去几万那也是为了打招牌，涨声势。东北是满人的老巢，但是那地方地广人稀。除了盛京之外，吉林、黑龙江两地不见得就比明朝时的人多。同样，交通不畅那里的消息也是流传不通，而且那的人对于满清的忠诚还是相当硬实的。
为了标明自己的——只找八旗勋贵的麻烦，不嫌弃满族平民，这一旗帜鲜明的态度，为了尽快的瓦解满清最后的根据地，表明中华政权的革命斗争目标，梁明必须放出去几万满人去东北。只有从满人口中说出的话，才会被东北的“各族同胞”所认同。为了树立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梁明甚至下令释放了一万名最烂的八旗俘虏。（省粮食了，我就不信他们烂泥还能糊上墙去）
几万人，撒在东北影子都不见一个，但也只能这么多了！梁明不可能放出去几十万，他还不想给自己找麻烦。虽然那样做能给盛京的满清官员、八旗贵胄出一道难题！可现在时候不对，已经要入夏了，可不是要入冬，即使困难一点（越南分舰队骚袭），但以东北的积蓄还是裹得住的。不然的话，借刀杀人的事梁明可是很喜欢干的。
除了北面和东边的大海，余下的各个方向自然是敬请尊便。你往西走去山西，可以；往南走到河南，请；走东南到山东，梁明心里乐呵。
随便你往哪走，那都是一路兵啊！真正的大军。
京津易主，得到消息的山西、山东、河南、盛京等省自然要提兵勤王救驾啊！盛京因为越南分舰队的骚袭，加上他本身也没太多的兵马，所以很轻松的被第三师一旅挡在了直隶外，连带着还捎上了热河方面的小股部队。（遵化镇方面的部队被乾隆调去了热河（今承德）。山西路难走，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