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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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是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不由分说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多少会削减其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极谏言官吃大棒子，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
第56章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4）（）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在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嘉靖皇帝虽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制推行。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是在做一件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的事。
凡此种种，正是内阁官员和大臣们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时间越久，这类法宝就会积累得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这些权力投机者，光凭嘉靖皇帝个人，是很难扭转被动局面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还是延续了两年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是何等之大。
大议礼之后，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权力投机者如张璁，桂萼等中下级官员进入内阁。这批人的权力运行之道，就是以绝对服从皇帝的权威为天职。在大议礼事件中，与皇帝与议礼派苦斗三年的文官集团，在新的权力结构面前分崩离析。此后，帝国虽然也出现过海瑞这样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个文官集团而言，却再没有了制衡皇权的心气。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幼主万历继位，文官们才算稍稍恢复元气。
正德和嘉靖两位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都遇到了直面百官哭求的状况，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都动用了廷杖。但两人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即便动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屈从于官员集团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后者打出了威风，成了真正的胜利者。
如果从『性』格上分析明朝的16个皇帝，他们中间的一半以上都偏于温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朱棣和朱厚璁是他们中间行事最为果决，对大臣也是最酷烈的三个皇帝。嘉靖皇帝在初登大宝时，他所拥有的政治经验和手段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一个懵懂的少年迅速脱胎换骨为老辣的政治家，并最终使其成为明朝最懂得控制权力的皇帝之一，尤其对于文官集团的控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此后他的历届首辅，从张璁、夏言、严嵩，一直到徐阶都是他整个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明朝在宣德之后皇权就逐渐降低，以致于出现了杨廷和那样强势的内阁首辅。
嘉靖皇帝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官员来掣肘官员，他在任期间使得皇帝的权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内阁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当然太监的权力降的更低）。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们再没有学习到他身上的权力谋略之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强势皇权也很快走向衰落，阁权迎来了再次壮大的机会。等到万历执政时期，皇帝已经已经很难撼动高官的地位，到了天启的时候皇权更需要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来和文官集团一较高下。明王朝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在权力与权力的攻守平衡中，一路踉踉跄跄走向危途。
第57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1）（）
嘉靖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明世宗将内阁办公的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从前内阁所在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实权。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由于明朝皇帝的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在明世宗时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之焦点。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嘉靖执政时期，宦官的势力在帝国的权力分润中并没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权力收到局限，这就使首辅的争夺成为帝国权力争夺的最大焦点。明世宗时期先后就任首辅之人多达十几人，频率之高，人数之多，都创造了一个时代之最。
嘉靖初年，杨廷和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嘉靖皇帝因为“大议礼”事件而移情专宠张璁，使其平步青云，以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坐上了首辅的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嘉靖皇帝感觉到张璁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耍滑头，恃宠不让。于是朱厚熜就想找一个人来制衡他，目标很快就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礼仪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这时候夏言上疏建议请嘉靖皇帝亲耕南郊，让其生母蒋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夏言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决心，以此博取了对方的信任。同时这么做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没有将自己完全暴『露』于帝国官员内耗的火力网中，引起反对派的憎恨。由此可见，夏言是一个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写得相当有水平，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观点与世宗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嘉靖皇帝喜欢听他讲读经史，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得嘉靖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大议礼”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明世宗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事。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两把刷子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世宗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第58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2）（）
嘉靖十年1531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内容涉及到明朝皇帝的禁区——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上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中央司法机关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摸』排，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议礼”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在这时候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他后来又多次回朝想挽回败局，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大议礼”事件，官场的士大夫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希望能够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议礼”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