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之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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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涵在世时，效法其父黄志信，在众多子女中，挑选了他认为有才干、能继承黄氏家族事业的两个儿子黄宗宣和黄宗孝加以蓄意培养，作为他事业的接班人。黄仲涵立下遗嘱，把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产业交给黄宗宣、黄宗孝、黄宗节、黄宗燕、黄宗翼、黄宗诒、黄宗谋、黄宗雄8个儿子继承经营，黄仲涵去世时，最小的儿子黄宗才尚未出世，后来他长大后，其兄弟也培养他参加公司的经营。对其他的子女，黄仲涵另立遗嘱，分别分给他们一定的遗产，但不许他们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过去有不少史料说，黄仲涵去世后，其事业由“长子”黄宗孝继承主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原三宝垅建源公司经理李金宏说：“当黄仲涵去世时，他没有向荷印政府对华人采取的法律屈服。他也没有被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法律所束缚。他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立下遗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8个妻子所生的26个子女中的9个儿子来继承。
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继续发展和衰落
黄仲涵逝世后，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即由黄宗宣（25岁）和黄忠孝（19岁）两人主持经营。当时其他六兄弟尚小，在学校受教育，黄宗才则1925年才出生。这个时期，建源公司经历了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统治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从而结束了三百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等重大历史转变。这时期建源公司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黄宗宣、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以后，首先采取措施在世界各国进一步建立分支机构，扩大国际贸易。192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1926年在孟买创办了分公司，把过去由伦敦分公司向印度间接经营的糖业改由这些分公司直接经营。建源公司以这两地为据点，进一步把它的贸易扩展至科伦坡、卡拉奇、巴夫纳加尔、奥卡港和布迪奔多尔等地。1928年在卡拉奇又设立一家分公司，作为向伊朗、阿富汗、旁遮普、俾路支土坦及印度西南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除经营爪哇糖外，1930年还从印度孟买、卡拉奇出口羊毛、棉花，1931年从加尔各答出口麻袋。1929年后又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厦门、广州、天津以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1932年在泰国曼谷、1948年在美国纽约、缅甸仰光，1950在巴西等地开设了分公司。这些分支机构的建立在组织及经营范围方面，使建源贸易公司继续取得某些发展。
为了实现黄仲涵在祖国建立工厂的遗愿，1933年黄忠孝亲自返国观光，调查了创办工厂的可能性。他返回印尼后，即着手进一步开展与祖国的贸易。一方面建源公司在雅加达和泗水两地举办了空前的“国货展览会”，另一方面着手筹备在中国上海兴建第一间酒精厂。1934年5月10日，设在上海浦东的酒精厂正式奠基，厂地为150亩。建源公司一方面从印尼委派了黄祥贤等专业管理人员及主任化学工程师到上海主持办厂，另一方面从欧洲输入先进的现代化机器设备。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施工安装，工厂于1934年11月16日正式建成投产，日产量为7000加仑，纯度达96％至97％。黄忠孝为了纪念其父黄仲涵的爱国精神，在工厂厂房前的石碑上刻有“继父前辉”四字。中国酒精厂是华侨资本在国内投资和建成投产的较大企业。当时中国的酒精大部分靠外国输入，因此它对祖国的工业也填补了一个空白。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后，酒精厂即被日寇没收，不少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抗日战争胜利后仅剩一个烂摊子。1947年黄宗孝曾派其弟黄宗诒回上海进行整顿，但遭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黄宗诒甚至被诬蔑为汉奸通敌（黄宗诒在印尼曾因提议活动遭日军监禁，直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自由）。黄宗诒气愤地离开祖国，返印尼后曾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直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该厂才逐步恢复，1954年改建为上海溶剂厂。1956年该厂和上海建源公司也参加了公私合营。
1928年，为了适应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建源公司建立了中爪哇仓库有限公司，在三宝垅、泗水、巴苏鲁安、普波哥等地设立办事处，其仓库除自用外还出租，同时还设立了经营土地及房产的公司。
建源公司这个时期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糖业一度萧条。因此建源公司将其贸易扩大至其它领域，先后经营皮革、橡胶及电影业，并从西方直接输入棉布、消费品及肥料等等。1935年至1942年经济复苏后，建源公司在楠榜、坤甸、马辰、占砷等地大力经营橡胶业，赚不少钱，且曾有“印尼橡胶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个时期建源公司尽管一度有所发展，总的说来，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却逐步走下坡路了。
1929年经济危机打击了建源公司的经营。1929年至1930年雅加达建源分公司一度关闭。1931年由于经营一再亏损，第一主持人黄忠宣对经营已丧失信心，以健康不佳为由把他的股份让给其他兄弟，退出建源公司。这个异常行动给建源公司的经营和威信以不小的打击。黄忠孝继任总经理，主持公司业务。建源公司在经济危机后刚刚重新发展不久，1942年，日寇占领了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建源公司的事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日本投降后，建源公司在黄忠孝领导下重新恢复发展。
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已获得独立。为了适应局势的变化及战乱后建源公司资本大为削弱的情况，黄忠孝准备改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向外界招股，试图把建源公司改组成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的企业。但是正当他积极筹备策划时，不幸于1950年1月2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终年才45岁。黄忠孝的去世，是黄氏家族和建源公司的又一重大损失。在这以后，由于国际及东南亚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上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辅佐黄氏家族的许多专业经理人员先后退休病故等原因，建源公司的经营已大不如前。1961年7月，创建并经营了98年、盛极一时的建源公司即在印尼销声匿迹了。在其他各地的建源公司则改组为“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分别由黄氏家族各兄弟及其子女独立经营。
盖棺定论话得失
黄仲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甚至全世界最大也是最着名的华侨企业家，他对当地社会及华侨经济贸易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爱国华侨，可惜过去的史书对他这方面的评价是不足的。
黄仲涵幼年即受到父亲对他进行的热爱祖国文化及家乡的教育。黄志信曾亲自带他回福建同安家乡探亲，了解祖国家乡的风貌。他在三宝垅受过福建私塾的教育，经常喜爱阅读三国演义等书，敬崇孔夫子的礼教学说。黄仲涵是印尼华侨中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党人向海外华侨捐募，黄仲涵曾经“轩辕后人”的名义，捐出五万盾。1915年，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法之役，他汇寄了2万5千盾，以响应这次伟大的革命活动。1916年，当荷印最早的一间华侨中学三宝垅“华英中学”创办时，他是该校创办人和主要资助者。他曾捐助10万元叻币建筑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一座，后被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他曾捐建新加坡闽侨创办的道南学校三层大厦。此外，武吉知马华侨中学校园80英亩土地也是他捐献的，等等。
1924年，他和另一着名侨商黄奕住曾相商筹划返国投资，在祖国兴办工业，可惜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而未果。过去有些材料说黄仲涵加入过荷兰籍、英国籍甚至日本籍等。事实真相如何，值得研究。由于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曾单方面公布实行“荷印籍民条例”，因此，黄仲涵在荷印居住时期，曾被认为是荷印籍民，是可能的。但是，1921年他移居新加坡后，在英国殖民地，他没有称自己是荷兰籍民，也没有加入英国籍。事实上，按中国国籍法的规定，他是一个中国籍民，一位爱国华侨，至少是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他从未退出中国籍。
建源公司是黄氏家族的有限公司，它没有吸收外资股份参加。建源公司黄氏家族三代人近百年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代表了印尼华侨、特别是华侨商业企业家整整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华侨商业企业都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艰苦奋斗的道路，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衰败了，但绝大多数侨商都只处于从属的中小商业性质，像的建源公司发展成那样大的规模是极个别的。但是，黄仲涵生前就已敏锐地看到：总的说来，华人的企业在第三代面临危机。因此，他极力把他的儿子派到欧美各国留学，精心培养，以便成为他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希望他的公司和事业永远存在。然而，狭隘的家族式经营的华侨商业企业，虽在历史上曾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却未必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综观建源公司三个时期发展的历史，重视培养和使用有专业经营管理及技术知识的人才是它获得发展成功的原因之一。黄志信、黄仲涵及黄宗宣、黄忠孝三代人，都十分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黄仲涵的儿子大都受过欧美高等教育及专业培养。黄仲涵、黄忠孝都先生选拔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经营管理技术人才在建源各地公司或部门中担负重要职务，全权委托任用他们担任建源各地公司或分公司、工厂的经理、会计师、主任工程师、部门的主任等高级职务，且服务都达几十年之久。不少人直到年迈才退休。他们忠心耿耿地为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发展贡献毕生精力，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在当时其他一些华侨工商界中只信用亲戚和同乡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荷兰及英国殖民者都曾千方百计企图排挤或兼并建源企业。荷兰殖民者在1921年第一次大战后，企图以建源公司在战争期间获得利润为理由，要其缴交3500万荷盾的巨额“战争税”，后又曾企图以7000万盾之价收购建源企业，但都没有得逞。黄仲涵去世后，英、荷殖民政府都曾想法征收其遗产税。建源公司虽遇这些困难，但仍然能继续经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华侨工商业如要继续获得生存和发展，只有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有人认为，如果当时黄氏家族已成为印尼籍民并把建源公司扩展为当地原住民合资共同经营，也许后来不致于销声匿迹。华侨工商业家如不参加当地国籍和改变经营方式与结构，就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李文斯抛射炮与飞雷（）
李文斯抛射炮因其发明者而得名，最早是在一战期间由英国的李文斯上尉研制出来。从1916年开始到30年代中期，它一直是各国列强最主要的化学战武器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曾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装备过中国第一支化学战部队，并且参加了“八一三”抗战，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过一定贡献。本文所要介绍的正是这一段近乎湮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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