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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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嘴，戏虐说：“树相同志，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啊！”
饭后，主席留下我们几人一边喝茶，一边商讨一些事情。主席首先将龙腾计划目前有关实施的计划向朱老总作了简单的介绍，朱老总感到既吃惊又惊奇，赞叹不已。接着，周副主席就经济发展与建设作了汇报，他说道：我们从36年开始规划建设的七十八个中小型厂矿企业，经过两年多的建设，以及在苏联的部分援助下，绝大部分都已建成投产，剩下的几个估计今年底或明年初能全部建成投产。另外，原有的100多家中小型厂矿企业经过整顿、扩充，也都提高了产值。农业生产由于这两年风调雨顺，再加之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与经济作物不但能保证边区军民的供应，还有部分储备。说到这里，主席插言说：“恩来呀！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生产还需抓紧。今后，我们的部队会有大的发展，也将会有大的天灾人祸发生。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预作防范。我们可以利用农闲时间，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改良农田，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开荒造田，增加耕种面积。另外，我们还可以组织一些农业专家进行科学研究，改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这样还可提高粮食单位产量嘛！”主席的这一番话考虑全面周到，而又高瞻远瞩，令我们感触颇深。
随后，李部长也将有关情报信息及人才方面的事作了汇报，有关情报站和情报信息方面的事，李部长只是略为带过，终究这是绝密之事，知道的人愈少愈好。关于招揽人才及人才培训的事讲得比较详细。苏联方面支援的人员基本上全部到位，共有5973人，除了1000人是苏联正式派遣的外，其余的全都是被肃反清洗出来的。其中有教师、医生近两千人，剩下的全是各类科技人员，包括科学家、研究员、专家、工程师等。一部分我们都安排在各学校任教，一部分进入各厂矿企业工作，还有一部分到我们刚组建不久的各科研机构搞研究。另外从我们全国各地招揽来的技术人才有600余人（指工科理科方面的）。至于人才的培养，除了我们自己培训的外，还挑选了250人进入苏联学习，20人进入美国学习（绝大部分为理科、工科学员）。由于经费问题，今年只能派这么多人，以后争取逐年增加一些。李部长说完还感到有点遗憾。我听完之后，感觉到主席对龙腾计划非常重视，不然的话，进展绝没有这么快、这么顺利。于是，便将自己想到的一些问题提了出来。我坦率说道：“主席，各位领导，我有几点不成热的意见提出来供各位参改：一、尽快成立一个科研领导机构，比如科学技术委员会什么的，统一组织、领导各科研机构的工作，各科研机构先搞一个近期的切实可行的科研计划，交科研领导机构审批后后再付诸实施，而且科研领导机构还可从中协调各科研所的工作，既可以保证各项目（包括重点项目）的实施，又能培养各研究机构的团结协作精神。二、继续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进一步争取国际国内的援助，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三、立即派出人员到海外华侨那里去大力宣传，多做工作，争取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对我党的大力支持与援助。”我说完之后，主席他们思考了一会，接着又与我进行了商讨，基本上同意了我的建议。
最后，主席谈到了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慎重地说道：“老总、恩来呀，还有十二天就要召开六中全会了，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它对指导今后的抗日战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你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在会上谈一谈。”接着又对我说：“树相那，你是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次六中全会你要参加，时间很紧，你就不要回去了，家里的事交绐翠霖同志负责。你这段时间可以协助克农同志抓抓龙腾计划的工作，也顺便帮助我整理一些资料。”我急忙点头答应。
晚上，在返回师留守处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今晚上怎么没见到贺大姐呢？难道。于是，我便心急地向坐在身边的li克农开口问道：“哎！李部长，今晚贺大姐怎么不在家呀？”李部长听我一问，顿时楞了一下，随即掩饰地回答说：“这个一一听说贺子珍同志到苏联养病去了。”我闻言心中一叹，看来有些事情还是朝着原定的轨迹运行，人力也无法改变。
回到留守处，已是夜深。我命令警卫排连夜将车上所运的宝藏搬进一间大房子锁好。但我暗地叫警卫排长在车上留下了约500斤黄金和一箱珠宝首饰之类，作为独立师今后发展的资金。安排好夜间守卫之后，我才放心地去休息。第二天，边区财政部副部长兼边区银行行长m泽民同志亲自带了几个人开了两台车过来，配合我们组织对宝藏的清理和登记。m泽民同志与我在井岗山时期就非常熟悉，两人见了面免不了亲热一番。随后双方开始清理登记，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才全部清理完毕。结果共收获黄金1283斤、白银3687斤、各种珍宝、首饰、玉石、文物4951件。这批宝藏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喜得m泽民同志心花怒放，激动地对我说：“陈师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可不知道我这个行长现在是囊中羞涩。边区的各项生产、建设资金，还有部队的发展经费等等都找我要钱，愁得我头发都快白了。你这下可帮了我的大忙。真得要好好感谢你！”
“算了算了！你也是为了工作嘛，感谢就不必了。有时间请我喝一歺酒就行了。”我开玩笑的说。
“好！一言为定！”m行长紧握着我的手认真地说道。
送走了m行长一行，我便安排警卫排长派两辆车到边界地区将李营长和小分队接回来。随后，我静下心来，给政委发了一封详细的电报，将西安一行的情况及主席留下我参加六中全会的事告知他。同时将家里的事全部托附给政委。安排好这一切，我便轻松地投入到主席交给我的工作之中。
待车队和小分队起程返回之后，我便随李部长就目前龙腾计划展开的有关工作进行了检查和反馈；并对后一段工作进行商讨，作出计划和安排。其后，我便到主席身边帮助整理一些有关召开六中全会的资料。我知道中央这次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工作，确立抗战即将进入新阶段后的方针任务，二是为了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清醒地认识，结果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主席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醒全党特别注意。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失败，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血流成河，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因此，主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我记得这些话是主席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到了1937年11月，日军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论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m主席应邀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讲演。鉴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m主席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m主席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第六十五章 六中全会（二）（）
w明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离开国内到达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了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m*同志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定，共产国际对m译东和对王明的态变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m*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故而在暗中散布m*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还说m*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g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3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王明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及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认可和赞同。并被季米特洛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后，在十二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g中央和m*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便人害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