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6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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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见无人应声，乃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我等皆衣冠华族也！即便姚弋仲、刘光等……”——那几名狄戎之将尚在太原，并未与会——“我亦望其成为华族。即便庶民百姓，亦望能使仓廪足而知礼仪，识文字而晓大义，皆为华族！”
“衣冠华族”这个名词，滥觞于《左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之语，初盛于魏晋之际，乃是对士人，尤其中高级士人的美称。《晋书·石勒载记》即言，石勒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目的自然是拉拢中原故晋地主阶层，跟小老百姓是没啥关系的。
古代汉族其实并没有独特的自称——因为民族主义思想不兴之故——多以王朝名号来指代，比方说秦人、汉人、晋人，等等。áodun逐渐突出，种族之间才有明确区分的必要，乃成“汉人”、“华人”之名。
——这个“汉人”，其实并非汉朝之人的简称，而源出鲜卑贵族对中国土著的蔑称，云“一钱汉”，谓其不值钱也。
而在裴该所处的这个时代，并无汉人、华人的称呼，唯有晋人而已，故此中国人与外族多称“晋戎”，而少见“华夷”。裴该擅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也希望能够把原本松散的主体民族在思想上凝聚为一个整体，故此才利用“衣冠华族”的流行称谓，提出了一个“华”字来——
“我朝乃当以华为号！”
群臣闻言或欣悦，或不解，自然也有几个委婉地表达出了反对意见。主要是裴该“衣冠华族”这个切入点挑得好，有从儒礼以教化天下之意，而且裴嶷等人也觉得，打破旧来以地名为国号的惯例，更可彰显新朝之超卓拔群，起码与此前的魏、晋等短命王朝不同。儒生自然多半是守旧的，但也要看这旧礼、旧俗，有没有经典依据，既然先王至圣皆未曾提到过此事，那么破旧革新亦未必不可。
因此经过一番辩论，最终这个新的名号就确定了下来。随即议论年号——计划在本年年底受禅，则明春正旦即可改元，既合乎礼仪，也不至于形成空窗期——裴嶷乃将群臣议得的三个嘉称奏上，候裴该择一而用。
这三个年号都是召集宿儒，复翻捡史书，处心积虑挑出来的好词儿。关键裴该曾经多次在私下嘲笑晋之年号，什么建武、永安，什么建兴、晏平……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太没学问啦。而且你跟汉光武撞衫也就罢了，竟然跟孙吴、成汉撞衫，这国家怎么可能好得了啊！故此裴嶷关照，连从古至今割据zhèngquán的僭元全都要规避，咱们只奏全新的年号。
当下裴该展开第一个年号，只见上书“武德”二字。裴嶷解释说：“明公以武定天下，以德受晋禅，是故名此。”裴该不置可否，他心说：我会有第二个儿子吗？那第二个儿子将来会弑兄逼宫吗？算了，先瞧下一个吧。
结果展开来第二个年号，裴该见了，脸色不禁微微一沉，内心翻覆，多少有点儿哭笑不得。裴嶷还在旁边儿解释：“dongluàn已久，人皆望先靖烽烟，复永得太平康泰，是故可名为‘靖康’。”
然而裴该脑海中却有旋律响起——“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虽说这年月，无论“武德”还是“靖康”，确实都是全新的好词儿，没被后人给糟蹋喽，但他心里肯定不爽啊——“武德皇帝”还则罢了，我可不想将来被俗称为“靖康天子”……
罢了，瞧第三个吧。裴嶷解释说：“明公受天之命，拓土启地，乃可名为‘天启’。”
裴该心说你们真都好学问，不再向前撞衫了，改向后撞……我真怀疑是不是还有一个穿越者，专门挑选了这些年号来试探我，甚至是想恶心我的。
然而又不便全都驳回——你若是选其一，那另两个因为什么理由落选就不重要了；倘若全都不用，则人家翻遍故典，复绞尽脑汁琢磨出来的方案，黜退总得给个说法吧？当下皱着眉头，反复思忖：总归都是好字眼儿，要不然我拆开来重新拼接一下？
康德？这个自然也是不成的……天武？我又不是日本天皇……
算了，反正年号不如国号重要，不过一个虚名罢了，只要四海晏平，国家康泰，享国也久一些，则陋号亦为雅称，否则年号再辉煌，亦难免遭万世的唾骂。
于是最终指点着三份方案道：“我当先靖烟尘，复以德治国，乃可名之为‘靖德’。”
第五十三章、全新的开端
晋晏平元年岁末，腊月丙申日，裴该登受禅台，司马邺北向而立，华恒进献玉玺，群臣山呼万岁。全本小说网；HTTPS：//щww。m；＇随_梦＇e旋即祭天受命，践祚登基，建国号为“华”，期以翌日，也即新春元旦，为靖德元年。
封晋主司马邺为高平公。
曾经有人建议，还当酬晋主为王爵才好，裴该就问了：“何以魏受汉禅，不与献帝王爵啊？”汉魏之禅，才是源头，理当遵从其典制。
裴嶷复请从周礼，建三恪，倒是得到了裴该的首肯。所谓“三恪”，是指周朝肇建，即维持前三朝的祭祀，于其子孙封邦建国，以示传承有序。不过具体是哪三恪，却向来众说纷纭，或云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或云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则杞、宋为二王之后，不在三恪之内。
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战国时代别的什么“子”生造出来的概念吧。
裴该于旧礼多不感冒，竭力删繁就简，抛弃那些纯属面子工程的玩意儿，但这就必然会引发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认为新朝不讲“礼”。故而对于建三恪之类惠而不费的玩意儿——又不是真建封国，不过多出份俸禄罢了——他也就捏着鼻子认可了。
华朝前论三恪，当指汉、魏、晋。当年汉献帝禅让，被降封为山阳公，五传而没于“永嘉之难”，裴嶷等人找到一个叫刘祭的，继承山阳公爵号。后魏元帝禅让，被降封为陈留王，两传而没于“永嘉之难”，复觅得曹操玄孙曹劢，封为陈留公。乃并高平公司马邺，为其三恪。
从魏制，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则致胙。
华朝的都城，或议仍守洛阳，或议迁往长安。前者的理由，是洛阳自后汉以来，三朝为都，又居天下之中，理当沿袭；况且羯贼未灭，国家方用兵于东，则朝廷官署居于长安，未免太过遥远了一些。后者的理由，则因长安为裴氏兴旺的根基，其于洛中的统治则仍嫌薄弱，为策万全，还当返归长安去才是。
裴该本人是倾向于长安的，因为他觉得关东的战事不可能延续太长时间，新建王朝的中心还应当向西移，一则镇定戎狄势大的关西地区，二则便于收取凉州后继续向西域发展，规复两汉以来的最大疆域。但就目前而论，自己还应坐镇洛阳为是——越是薄弱，才越是需要天子亲自镇定啊。于是对群臣说：“昔周之得天下，亦复两都，我何不可两都啊？”
周之故都，即名为周，文王灭崇后于沣水西岸营建丰京，武王于伐商前，于丰京西北建镐京，号宗周。等到攻陷朝歌，名义上小邦周代大国商而为天下之共主，为了镇定殷商故地，乃建洛邑为新都，号为成周。历代多以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但后世根据金文考证，事实上周成王五年，即自宗周东迁至成周，因此大致可以判定，西周之时，两都并重。
其后刘邦称帝，初都洛阳，复徙长安，但洛阳的地位仍然高过普通郡治。东汉虽都洛阳，却于长安周边沿用了西汉京兆之名，且河南、京兆二尹并置。再往后定都关中者，往往要于所谓“天下之中”设置陪都——比如隋唐两代，便皆以洛阳为东都，其间李治、武曌常居东都，武周建立后，更是直接定洛阳为都城，号神都。
所以裴该提出并置两都，并没有遭受多少阻力，乃定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他打算在平灭羯赵，且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后，便命人在龙首原以南——也即唐代长安城所在——营建新的都城，即从洛阳正式迁入。如今则命荀崧为西京留守。
追尊皇高祖裴茂为圣皇帝，皇曾祖裴潜为太皇帝，皇祖裴秀为世皇帝，皇考裴頠为烈皇帝，皇兄裴嵩为愍王。
裴该唯一妻、一子，所以顺理成章的，当册封荀氏为皇后，裴俭为太子。只是荀氏母子尚在关中，并未抵达洛阳——因为闺女儿还小，娘亲真离不开，也不便抱女远行——故而册封典礼暂且延后。
重新梳理朝廷官署，于中央，正式罢废三公九卿制，而在后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建六省十部制。所谓六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枢密省、御史省和秘书省。
中书等三省亦魏、晋以来旧制，但其架构更为谨严，逐渐向隋唐靠拢。其中中书省掌机要、政令，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下设侍郎、舍人等职；门下省掌诏令之审核与封驳，以左右侍中为其长官，下设侍郎、常侍等职；尚书省掌民事，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下设六部。
枢密省则是裴该的新创，主掌军事，以枢密使为主官，枢密副使为其佐官，下设四部。
当然啦，这只是理想罢了，就目前的状况，朝廷架构还必须维持半拉军政府的形态。在裴该这个强力的开国君主治下，中书唯承旨而已，门下也主要对下而不敢对上，尚书、枢密才是最为权重的要害部门。
乃以王卓、裴诜掌中书，华恒、祖纳掌门下，裴嶷、殷峤掌尚书，陶侃、郭默掌枢密。
此四省最贵，其长官，包括仆射、侍中及枢密使，共七人，皆列正三品，并为宰相，于禁中设国事堂，每日会商理政。至于国事会议的主席，则由七人轮值担任，一轮恰好七日，合“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之数，是故后世即以七日为一“星期”也……
御史省即旧御史府，掌监察，督责百官——主要对内，其原本长安行台从事中郎所负责的对外情报工作，则分拆后移交给了尚书省之礼部，以及枢密省之枢部——以御史大夫为其主官，正四品，御史中丞为其佐官，下设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按察御史等职。首任御史大夫为荀辏В分胸┪茉丁�
秘书省负责天子的文书工作，以秘书卿为其主官，正五品，秘书监为其佐官，下设舍人、令史等职。首任秘书卿自然是郭璞，秘书监为胡飞。
其尚书六部分别为：礼部，掌祭祀及藩属与外国往来事；吏部，掌选举、考试与官员的任免、迁调等事；度部，掌户籍、财税等事；刑部，掌刑罚、诉讼等事；工部，掌营造、修缮等事；虞部，掌山林水泽、矿藏及流通等事——旧长安行台之商部并入虞部。
其枢密四部分别为：兵部，掌军政；枢部，掌军令；警部：掌地方治安与郡县戍守军；屯部，掌军屯、民屯等事——旧长安行台之行部并入尚书礼部。
此十部皆以尚书为部之主官，从三品，侍郎为副；部下又分司理事，以郎中为司之主官，从五品，丞为副，下设主事、令史等职，其任多为行台旧人，也兼用部分尚书旧吏——比方说张异、孙珍等。
地方行政暂且从旧，但裴该与群臣商议，谋划在天下大定后，情势许�
